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都把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在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影响了社会公平；二是收入分配不合理，制约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成长阶段的背景下，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为起点，从制度角度来研究人力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收入分配制度的效率激励功能

公平与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两大主题，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一方面要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来提高经济效率，而且要通过收入分配来实现社会公平。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经济效率的提高要通过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应来实现，而社会公平要通过收入分配来实现。但是事实上，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能促进社会公平，而且能激励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就是说，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通过分配制度来解决，过去我们强调按劳分配，但它主要是解决劳动效率，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中，不仅要解决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且要解决其他先进要素的配置效率，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当的分配制度，通过分配制度的激励机制去解决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要认识分配制度对资源配置的激励功能，必须打破在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两大教条：一是资源配置解决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解决社会公平的二分法的教条主义思路，要充分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不仅具有公平效应，而且具有激励效应。二是要打破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是按资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是按需分配的教条主义认识，事实上这些分配制度在现阶段是同时存在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的要素是不同的，收入分配的关键作用不仅在于其公平效应，而关键在于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激励功能，关键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来激励先进生产要素的配置，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关键要素不同，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激励那些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关键生产要素。在经济思想史上，不同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不同的。德国历史学派的罗雪尔认为，国民经济在生活机理上如同生物界一样，要经过四个时期：幼年时期、青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在四个时期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外部自然、劳动和资本三个要素。依据这三个要素在不同时期是否起支配作用，罗雪尔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三大阶段：自然主导阶段、劳动主导阶段和资本主导阶段，并认为经济发展阶段的更替是三要素主导地位更替的过程。马克思则是从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演进这两个角度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经济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五个阶段。从社会生产方式来划分，则分为手工生产、简单机器生产、机器大工业生产等阶段。前者属于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而后者则侧重于技术结构的演变。不论经济发展阶段按何种形式来划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的关键生产要素是不同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要素是自然资源；在简单协作与工场手工业阶段，对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劳动要素；在机器大工业阶段，对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要素是资本；而在知识经济阶段，起关键作用的要素是管理和知识。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中，要把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在促进社会公平的同时，关键要发挥收入分配制度的激励作用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来看，起关键作用的生产要素有资本、管理和技术等非劳动要素。为了提高对这些关键要素配置的激励，必须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在对劳动要素激励的基础上，重点对三种关键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进行激励：一是激励资本要素。通过收入分配对资本要素形成激励，促进投资的形成；二是对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激励。知识和技术要素是创新的结果，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激励知识和技术创新；三是对企业家要素的激励。在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关键的问题是要让经营者成为企业家，由企业家经营企业。要使企业家经营企业就必须解决创新问题，而解决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