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要在人均收入水平上赶超发达国家或地区，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是一个达到经济增长及其结果趋同的努力（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也就是说，只有起点低的国家或地区以比起点高的国家或地区更快的速度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才能实现与后者发展水平上的趋同。例如，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需要保持目前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以缩小地区差距，就要使西部地区以高于全国平均的速度增长。

在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下，新古典增长理论预言趋同的过程是一个经济规律（Solow，1956）。但各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这种趋同是有条件的，即只有落后地区具备了发达地区相同的增长条件时，趋同才可能发生。因此，人们可以看到的只是一种“有条件趋同”，而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绝对趋同”。经过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推论并在经验上进行了检验的所谓趋同条件多达几十项，包括初始条件、人力资本、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度等（Sala-i-Martin，1996）。换句话说，寻找类似的趋同条件变量，成为在经验上解释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的人均收入差距原因的主要学术动机。相应地，寻找改变趋同条件的途径和方法，从而创造实现趋同的条件，成为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人口因素是否是一个具有显著意义的趋同条件，与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具有怎样关系的理论争论相关。长期以来，不同的人口与增长关系理论模型支配着学者们和政策制定人对人口增长的看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虽然旷日持久的理论和政策争论没有结果，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事实，却经常与其中一种理论观点产生矛盾（Hodgson，1988）。综述在这个问题上面的研究结果，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口因素不啻为一个经济增长条件，但是，第一，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第二，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往往与其他增长条件一道发挥作用，产生一种或正面、或负面的增强效果（Kelley，1988）。但是，这些研究通常把人口变化视为稳态的过程，仅仅关注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忽略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年龄结构变化的作用。

图1 人口转变与年龄结构变化

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重、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重的特征（Williamson，1997）。如图1所示，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阶段，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率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形成三个年龄结构阶段。

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的年龄结构阶段，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尽相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在人口的较大比例由少年儿童或老人组成的情况下，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Bloom et al.，2002）。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但是，进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阶段也好，或者处在这样的阶段而实际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具备和创造一系列条件，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质进步、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于形成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Bloom et al.，2002）。

本文介绍国际上通过人口转变、利用人口红利达成高速经济增长的事例，结合中国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实践，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同时，在观察到人口结构转折将会进一步发生，从而可供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