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自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不仅形成了更加务实的施政风格，而且在治国理念方面还提出了以人为本、以民为重，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基础上还要实现政治文明及在建设方针上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这些新提法、新思路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在各种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已越来越成熟，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前景更加确定。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第二阶段是1979～2003年。在第一阶段的30年时间里，我们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计划体制，在社会政治路线上强调阶级斗争及巩固政权；在第二阶段的25年中，我们将经济建设当成全党、全国的核心工作，并稳步实施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转轨，增强了经济实力，人均GDP从200多美元增至1000美元，并连续25年保持经济增长世界第一的记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尽管在第二阶段的25年中我们取得了极其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在社会、经济乃至于政治、文化等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更是交了很多的“学费”。这些“学费”大体有：（1）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生存环境被严重破坏；（3）资源浪费倾向难以遏止；（4）经济腐败愈益严重；（5）经济增速一旦提高，短缺和过剩同时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总是会重新成为制约经济正常发展的困扰因素。

上述种种问题的生成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策得失、制度缺陷及经济发展观等方面去一一检讨。例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说明我们没有很好处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在收入调节及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存在疏漏；而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则说明中国上上下下都存在着“透支未来、贻患子孙”的短期行为；经济增速提高就会加剧结构失衡则说明，中国的投融资体制特别是在支配了全社会绝大部分货币资源的金融系统中还没有形成一个能自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机制。

二 投资容易过热且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从2003年6月开始，刚刚结束了“非典”疫情威胁的中国经济增长突然发力，又上演了一出令国外观察者瞠目结舌的“中国经济之谜”。至2003年年底，GDP增速达到了9.1%，这个增长速度不可谓不高，但是，一些外国经济学家根据用电增长率、房地产、汽车、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投资增速一口咬定：中国在GDP增长统计数字上至少瞒报了两个百分点以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中国2003年的GDP增长速度应当在11%以上。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外国经济学家的这些评论，那么，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使我们均处于尴尬境地：一是统计部门造假，没有向公众发布真实的统计数字；二是统计部门的职业操守无可指责，但中国的投资效率太低，已低到了使外国经济学家产生误解的程度。

根据我的了解，中国的统计调查程序是由地方统计部门上报汇总后由国家统计局加工完成的，在国家统计局的加工中的确存在着修正行为，但这种修正都是根据经验和其他来源的信息剔除地方上报数字中的“水分”，所以，从这一点说，近年来中国的统计数字是真实可信的。如果扣除了中国统计数据瞒报的可能性，那么，高额投资换得的却是不理想的GDP增速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着大量的低效投资和浪费性投资。据分析，中国的投资效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就是与印度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从全社会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说，印度的投资效率要比中国高20%以上。

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的经济体制及微观基础尽管已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但是，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各地党政首脑都普遍把追求GDP增长当成自己的主要目标之一；经济增长仍然靠高投入、低产出、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为主导力量；在全社会金融资源分布中，大量的货币资金总是向一般性短期成长型企业而非成长导向型和风险承受型企业倾斜。从2004年第一季度的情况看：GDP增速为9.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4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幅达46.1%；在各项投资中，地方项目投资增速为65%左右，中央项目投资增速仅为12%；银行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中，仅基建贷款就增加1700亿元，同比多增337亿元，其他中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