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投资膨胀一直被认为是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伴生物，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总需求膨胀和经济过热的体制根源。但是，改革至今天，由预算软约束造成投资冲动的体制基础已经基本被削弱，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近几年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的投资高增长呢，而且，几年的投资加速增长，似乎到2003年才感觉到经济存在局部过热，而不是普遍过热。这种只有投资增长而没有消费增长的情况是否很快将带来生产过剩，从而自动平衡经济增长呢，还是将带来新一轮的经济普遍过热？这种现象是普通的投资周期波动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呢，还是另外有其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摆在当前宏观经济分析面前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理解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一些特殊现象。

一 中国的高投资率之谜

理论和经验均认为投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最主要因素，中国经济也不例外。1979～2003年期间，投资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远远大于消费增长率的波动幅度。然而，除了1981年、1989年和1997年等个别年份之外，投资实际增长率都要大于消费和GDP的实际增长率。这种现象在2001年以来更为严重，到2003年，投资实际增长率达到24%，而GDP的实际增长率仅为9.1%。2004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实际增长率更是达到了37.5%。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近年来具有如此高的投资增长率呢？

从经济学原理上讲，投资的加速增长无非源于三大原因：一是预期回报的升高，如技术革命或技术进步导致的投资扩张；二是投资成本的降低，如融资成本降低，免税等优惠政策出台；三是体制变动导致的投资变动，如放松投资管制等。

然而，近三年来，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这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动。首先，如果是技术进步导致的投资增长，则由于投资的效率提高，单位投资的产出应该增长更多，从而将导致产出比投资增长更快，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产出比投资增长更慢。其次，2002年以前虽然有几次降息，但是在中国，投资的利率弹性不大，而且近三年银行和资本市场都在加强风险管理，融资便利性没有增强，融资成本也并没有显著降低。同时，近三年也没有免税政策出台。最后，如果说1992～1994年的投资高增长还可以用体制变动来解释的话，则近几年来的投资高增长需要另寻他因。因为近三年最大的体制变动是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加入WTO在很大程度上放松了外资进入中国的管制。外资的进入对中国2002年的投资高增长虽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例仅为10%，而且，在2003年投资实际增长24%时，实际利用外资仅增长1.4%。可见，这种体制变动对投资增长的作用也很小。

既然这些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投资高增长的原因，那么就非常有必要深入考察投资高增长背后所隐藏的因素。透过投资率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仅仅从投资增长率的角度所难以看到的东西。

高投资率（本文所指的投资率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国的高投资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投资率要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投资率要远远大于改革开放以前的投资率。

1952～2002年，美国的投资率一直保持在20%左右，并且还略有下降趋势；而中国在这一期间的平均投资率为27%，并且仍有上升趋势。

如果说美国是消费倾向非常高的国家，不具有可比性，但实际上其他发达国家，如德国和英国的投资率更低，2002年德国的投资率为18%，而英国只有16%。日本相对来说更高一点，但也只有26%，同一年，中国的投资率高达39%。

中国是因为是发展中国家才会有更高的投资率吗？事实上，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即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相同的投资率，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也能赶上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投资率的差别并不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当然，更高的投资率确实能使发展中国家更快增长，但是，是什么因素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具有更高的投资率呢？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工业化的推动。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工业化必然意味着大规模机器生产，必然意味着大量的设备投资，因此，如果工业化是使发展中国家投资率高于发达国家的推动力，则一定表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