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几点关于“三农”^[1]问题的研究思路。

第一个问题是制约农村发展的基本国情问题。

我在1995年前后提出讨论性意见，试图把当时决策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农业问题”这个提法改变为“三农问题”的时候，是有所指的。主要是顾虑中国有个重大的国情矛盾制约条件使得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无法改变，那就是人口与资源之间关系高度紧张。反映在农村发展问题上就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中国国土面积虽然有960多万平方公里。但是一般只有平原适合于农业、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而中国水土条件比较匹配的平原地区只占全部国土面积的9.4%；人口却长期居世界第一。这对于制度变迁本来就是个明显的资源约束条件。在这个约束条件之下是否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推论：任何制度，都不过是在一定资源相对于人口比重的约束条件之下，诸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

现在很多学者强调制度是起决定作用的，亦即“制度决定论”。而长期以来我却不敢苟同。我认为，制度不是因而是果。当然，哲学上看因果之间是一个互变的关系。但是，从现阶段的制度演变过程来看，制度是一定的资源约束的结果。或者，是资源禀赋之下的要素结构变动的结果。反之亦然，即一定的要素结构和它内涵的利益结构所形成的制度，其实和它的资源禀赋存在高度相关。

所以，为什么强调第一个矛盾是基本国情矛盾，因为这个矛盾是不可逆的。对此，我在《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标题为“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一书中有所表述。我把一百多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者在农村调查的结果排序，不问政治派别、不问背景，只按年代排下来以后，发现在人口不断增长、而土地资源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旧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并不呈现集中的趋势。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相对来讲土地所有权是呈分散趋势的。这个结论就和大家长期以来在学校学的不同；教科书上讲旧中国地主集中占有了中国的大部分土地，因此导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旧中国的主要矛盾。我的结论与教科书有很大差异。如果地权是呈分散趋势的，至少反映出它不是导致社会变迁的主要矛盾。

那么，土地的所有权是如何呈现非集中趋势的呢？因为土地资源高度短缺，必然导致短缺要素的价格提高。因此，中国的地租购买年（农地的地价高低的标准叫做地租购买年）是欧洲的5～10倍。这样，在高地租的压力之下，必然导致土地发生两权分离。亦即今天讲的所谓大包干以后造成的所有权、经营权的两全分离，其实，在旧中国就是这样的。土地所有权可以归地主所有，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却在高地租的压力下，更多的向最有农业生产能力的富农和中农集中。

对此，我在《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里做了两条曲线：一条曲线是土地所有权曲线，土地所有权曲线基本上是平滑的，即在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这四大阶级的土地所有权曲线基本上是平的。另一条曲线是土地的使用权曲线，它却是一个正态分布。也就是说使用权更多地向富农和中农集中。旧中国的农地制度完全是市场化的，但是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土地的所有权也并不呈集中趋势，而在高地租压力下的两权分离，其使用权必然向种田能手集中，这是旧中国完全市场条件下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政策鼓励的所谓经营大户、专业户等在当年就是富农和中农，土地使用权向他们那儿集中不过是内在机制使然。

从制度变迁的研究看，外在的话语包装出什么概念并不重要。拘泥于这些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甚至以此为据开展所谓研究，岂不可悲？当前问题是，海内外做此类所谓研究的学者并没有感觉到可悲，岂不可憾……

《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这本书是我在博士论文答辩后整理成书的。书中阐述的“三农问题”不能说是制度决定的，因为制度是派生的，被资源禀赋派生的，被人口和资源的关系派生出来的。对此，我在2004年出版的《解构现代化》一书中做了进一步阐述。

西方国家五百年的殖民化，其中至少有三百年是殖民地掠夺。凭着早走一步工业化，就有条件来改变它们的资源约束。他们侵占了南北美洲和澳洲、非洲这四块大陆，导致资源最贫瘠的地方（像苏格兰高地那一带）转移出去1/2，大部分贫穷人口都出去了。英伦三岛资源有限，转移出去约1/3的人口。欧洲大陆尽管资源条件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