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以后，中国股市的价格是否合理再次成为海内外关注的一个热点。一些人在股市国际接轨的背景下，以“一价定理”和“市盈率”为标尺，认为沪深股价依然过高，因此，还将继续呈下落走势；一些外资机构人士由此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股市“定价权”问题，甚至强调“国内机构应拱手让出中国股票的定价权”。究竟如何认识中国股价已成为直接影响股市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就其中的一些问题予以理清。

一 定价权：国家经济主权的构成部分

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直接关系到交易各方的切身利益，因此，定价权似乎是交易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但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不是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只有在垄断市场中，才存在卖方定价。股票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因此，对市场的交易各方来说，本来均不存在谁拥有定价权问题。

在经济实践中，企业是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因此，在市场交易中，商品的价格首先表现为“由企业定价”，这似乎就有了“定价权”问题。但这种经济活动表层中的现象并不能真正说明“定价”的实质关系。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商品的销售受到购买者需求能力的严重限制，由此，一些商家早先制定的商品价格随着商品销售的困难而逐步降价；在中国还屡屡发生购买者与销售商当面讨价还价的现象。因此，在经济实践中，商品价格也不是由销售者单方决定的，与此相对应，也不存在“定价权”问题。“定价权”比较突出的表现有二：一是在卖方市场条件下，厂商利用商品供不应求所形成的卖方垄断优势，拥有单方决定商品价格的权利；二是由制度安排，将商品价格的制定权赋予某些主体，例如某种商品专营。在中国股票二级市场交易中，既不存在卖方垄断，也不存在专营，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定价权”问题。

关于“定价权”的另一个角度是国际经济，即一个开放型经济体是否拥有在本国（或本地区）内制定各种商品（包括金融产品）价格的权力。如果股市定价权是从这一角度展开的，那么，需要弄清楚的是，哪个国家（或地区）不拥有这样的定价权，或者说哪个国家（或地区）需要将这种定价权外移。事实上，这种定价权事关本国（或地区）的整体经济权益甚至事关社会稳定，因此，哪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将其外移。正因如此，在国际经济间才存在关税、配额、许可证及其他非关税壁垒问题。股市定价权是国家（或地区）定价权的组成部分。从小处说，它事关股市走势及对应的经济活动秩序；从大处说，它实际上关系着国民财富是否可能通过股市交易的国际路径而流失，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不仅通过各种相关制度的规定来维护自己的定价权，而且通过严格监管防范股价被国际资本所操纵。中国股市的定价权是中国经济主权的构成部分，它不允许也不可能外移给国际机构，因此，那种强调“国内机构应拱手让出中国股票的定价权”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中国股价的研讨中，所谓定价权，有人用“pricing power”表述，有人用“pricing”表述。如果这些表述是准确的话，那么，前者实际上讲的是“定价能力”，后者实际上讲的是“定价”，都不直接涉及制度（或政策）层面上规定由谁拥有制定价格的权利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研讨的对象应是“定价”，它包括价格形成机制、价格的合理性、价格水平和价格走势等，而不是定价权。

从1992年以来，中国股市（即A股市场）快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性投资银行）的高度关注，但中国股市是一个非国际化的市场，它只准许中国境内合法的投资者进行交易活动，不准许海外投资者超过制度规定进入该市场进行投资，由此，一些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游资）对中国股市发展中的重大利益，在可见不可得的背景下，以“国际化”为口实，提出“国内机构应拱手让出中国股票的定价权”，这种意图是值得警惕的。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和步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股市必然要实现国际接轨。中国股市的国际接轨由五方面构成：一是股市规则和运行机制的国际接轨；二是引入国际投资者和国际机构；三是引入国际股票及相关金融产品；四是股市监管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