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银行再造”的概念，我起初是在一些介绍西方银行业最新发展的综述性文献中读到的。后来，不断听理论界和银行界的同人们谈起这个概念；通过他们或详或略的阐释，使我大致对这个概念有了一知半解的认识。然而，毕竟是缺乏系统研究，而且相关知识的积累甚少，至今我还不能十分周全地将这个概念说得清楚，大约能够把握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伴随着“新经济”的凯歌行进，包括银行界在内的整个金融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银行再造”所概括的就是这种变化之一。

最近，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的张民行长送我一部他的新著，书名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管理再造》。仅仅看到书名我就感到兴奋：“银行再造”这个在发达国家兴起不久的变革（至少是在发达国家使用不久的概念），不仅已为中国的银行家们熟知，而且已经开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进程。受此鼓舞，我不揣粗浅，接受了张民先生的盛约，写下如下文字。不敢说是序，实在只是零星的体会而已。

一

“银行再造”这个词是个“舶来品”，其英文是“re-engineering the bank”。从字面上解读，它所强调的是为银行的发展“寻找新的动力”。从这个要点分析下去，需要回答的显然是如下递进的三个问题：其一，为什么要“再造”？其二，什么是“再造”？其三，如何去“再造”？

银行所以需要再造，当然是因为其赖以运行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

就技术条件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IT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科技的长足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乃至行为准则和思维范式。在金融领域，这一革命则给业已如火如荼的金融创新增添了新的动力。然而，由于银行业向来受到严格管制，在最初的年代中，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在银行体系之外展开的，并因而或多或少都是在侵蚀银行的传统领地。因而，从最初的影响来看，金融创新不断地削弱着银行业赖以生存的条件。面对这些冲击，银行业若不进行根本性革命，势难逃脱成为“20世纪恐龙”的厄运。

就社会经济条件而言，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当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席卷全球的金融自由化浪潮。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迅速推展，不仅使得传统的国际金融和国内金融的界限日益模糊，而且使得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业的界限日趋淡化。毫无疑问，金融自由化运动冲破了原先强加给金融业的诸种限制。它对银行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银行带来了新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它也逐渐解除了传统管制框架施加银行业的严重束缚，并使之获得了加入金融创新浪潮的社会经济条件。可以说，“银行再造”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和新的动力基础上应运而生的。

根据我的理解，所谓“银行再造”，包含了“破”和“立”两个方面。就“破”而言，它指的是银行扬弃过去那种按职能进行分工，并设立主管部门来进行组合经营的管理范式；就“立”而言，它指的是银行借助现代的信息技术和IT技术，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并重新设计业务流程，变传统的“银行中心”为“客户至上”，从而推动银行在组织结构、分工格局、产品设计、激励机制、权力配置及管理制度等方面产生深刻变化。

银行再造作为银行的革命性变革，客观上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按照这个线索分析，银行再造可以分为业务流程再造、组织结构再造和业务范围再造。

银行“业务流程再造”旨在改变银行传统的分工方式、下放决策权力给第一线人员、减少中间管理层的审查，强调专业知识与决策信息的共享。从根本上说，它更注重银行经营的整体性、客户需求的特殊性以及银行业务发展的长远性。

所谓“组织结构再造”，指的是银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传统的“层级结构”，建立“中心—辐射”式（所谓“扁平化”）组织结构。在信息技术时代，银行可借助于信息技术，使集权与分权的传统矛盾得到妥善处理。银行总部可通过发达的网络（intranet）来及时了解全行发生的事情，并维持对各分支机构的领导权威。各分支机构则可在总行授予的权限内，及时处理各种业务和突发事件，也能及时获得总行的指导和帮助。另外，有许多业务，例如咨询服务、金融信息提供等，则可以集中到总行办理。

所谓“经营范围再造”，指的是银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