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

·介绍并评价加拿大和美国各省、各州和各大城市群的多项人口发展指数和经济指数，以便了解当前的国土重组情况并更好的认识中国大城市群的发展状况；

·总结我们在加拿大各省和各大城市群的产业集群的专业化方面所作的工作，并运用多重回归的分析方法，对加拿大和美国大城市群的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做出评价；

·鉴于我们的结论认为对国土尤其是大城市群土地的重视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报告的另一目的就是简要地描述多层次、多纬度的这样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的某些特征；各个政府在信息和知识的新的经济背景下，原本是应该考虑到这种新的管理模式的——这种新的经济背景促使那些大企业分解其增值链，将一部分产业转移到美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专门的城市或地区。

2 一个重要的现实：数量有限的几个地区在促进国家的发展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量有限的几个城市地区的贡献。1996～2001年，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家中，平均57%的人口增长来自于占全部城市总数10%的城市地区。而这一比例在加拿大为87%，在美国为61%。全国人口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量有限的几个城市地区的发展。

1996～2001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47%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都来自于10%的城市地区（这一比例在加拿大为43%，在美国为44%）。1996～2001年间，经合组织成员国城市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8%，中间地区增长了3.5%，农村地区则增长了2.8%。一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量有限的几个城市地区的经济增长程度，这证明了城市群经济的存在。

2001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城市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全国国民生产总值高出36个百分点，分别比中间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出93和82个百分点。只有在加拿大（加拿大没有二级国土地区）和韩国，其中间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城市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通过研究Spearman秩相关系数：（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三年（如1991年、1996年和2001年）美国各州和各省的城市化水平（我们分别获得了省和州的30项和153项观察结果），我们发现：这两个变量成正比，有很强的相互关联性。例如省的相关系数界值为0.656，州的相关系数界值为0.502。

1996～2001年间，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占地区总数10%的地区创造了全国平均56%的就业机会（在加拿大为76%，美国为64%）。全国就业机会的变化是数量有限的几个地区就业变化的结果。

2001年，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平均54%的专利来自占地区总数10%的地区（在加拿大为44%，美国为65%）。经合组织成员国中，81%以上的专利来自于城市地区（美国为78%）。而相反的，在加拿大，96%的专利都来自于中间地区，这与美国有着很大的不同。

2001年，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平均49%的拥有大学文凭的人生活在城市里，32%生活在中间地区，19%生活在农村。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持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生活得尤其集中，在这两个国家，仅占地区总数10%的地区就分别集中了69%和70%的持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而在美国为57%）。

北美数据库的数据表明：2003年，美国各省的25岁及以上年龄的、拥有大学初级文凭或者更高学历的人在全省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低于全国整体水平，如果美国整体低了26.6%，加拿大则整体低了19.3%。

我们对北美141个大城市（25个统计大城市群RMR和116个CMSA-MSA都市统计圈）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该分析表明：教育是用来解释大城市群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经合组织的研究者力图通过研究来解释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全国范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结果显示生产率^[2]（144个地区中的60个）和劳动人口所占比例（144个地区中的26个）的差距是造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出现差距的主要原因。而在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存在巨大差异的地区，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产业部门的职业构成以及就业率却反而都很相似。

经合组织指出城市地区的生产率水平高于中间地区和农村地区，这一特点可以用来解释60%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异是由生产率水平的高低造成的。

最后，我们还应该意识到：经合组织的研究者在研究地区对高附加值的企业和专业人才的吸引力时，在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