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阐述了在欧洲城市体系内，各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及重要程度。城市知识基础的多元化衡量得到了发展，并且与经济绩效联系甚微。最近在财政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创造性资本这四重资本中，一直强调着创造性资本的重要性。我们发现Storper的Buzz理论与隐性知识有一定的关联，隐性知识指的是在促进知识溢出过程中面对面的接触。在大约50多个欧洲城市中，竞争力绩效与创新、生活质量和企业选址都有一定的关系。大体上来说，对于投资者和企业家而言，与研究和创新相比，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和吸引力与该城市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更具相关性。最近，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人口统计学、人力资本、生活质量、经济集群和公民领导层这五大城市政策领域的内涵。

1 引言

全球贸易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竞争方式的变化。国际流动资本已经可以流动到拥有廉价劳动力、新能源和原材料的地区。从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中已经可以看出生产能力正在向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转移，这一趋势使得西欧重新定位其扮演的经济角色。很明显，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普及以及全球电信业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得许多劳动密集型数据处理操作，如信贷转移、航班预定甚至软件开发转移到像东南亚、印度、加勒比海这些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这种新的国际间劳动力的分配（Coffey and Bailly，1992；Howland，1996）已经被我们定义的新的国际间劳动力的分配继承并取代了，例如呼叫中心不仅从英国转移到了印度，还从印度转移到了中国（McTernan，2004）。展望未来，先前在中央计划经济和最新工业经济国家之间形成的高度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旧的分界，现在正被参与新世界经济的力量改变着、模糊着。这些力量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快速增长的国家，并且可能有一天，他们的发展会赶上美国和欧盟。

为了适应这种全球竞争模式的改变，发达国家被迫采取战略促进他们竞争力的发展。在一些例子中，他们采取了通过成立诸如欧盟和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等贸易区的形式和利用世界贸易的保护性协定的战略。另外，发达国家还试图确定那些他们可以限制或创造全球竞争优势的地区和活动群。现在最普遍的主张——几乎可以认为是真实的——是西方的比较优势存在于国家和地区间空间规模上的知识基础的产生和运用。这个主张认为，知识促使了在产品、服务、加工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或者创造了新的市场，或者降低了现存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因而促进了生产力。这样的知识来源于对研发的投资、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力、有效的企业应用。这些特征在发达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更加明显，因此提高了他们的竞争优势。

在全球的范围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9）论证了在国家规模上的研发投资与竞争力绩效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关系。在英国出版的《我们竞争力未来的白皮书：建立知识型经济》（贸易和工业部，1998）一书中也论述了相同的观点。

在城市和大都市层面上，知识基础、竞争力和增长的关系更加复杂。由研发投资产生的知识要么被投资研发的企业据为己有，因为它想保持竞争优势；要么被全国性地散布，例如由政府研发产生的知识就一般地被散布到了全国。在地方层面上，知识基础更多指的是本地知识溢出，这些溢出使得那些在地理位置上相近的公司集群能够共享经济方面有价值的信息。在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已经强调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在产生创新引导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重要性。然而，在统计上并不容易证明知识基础的衡量与竞争经济成功的关系。

这篇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知识经济的衡量指标；第二部分把知识经济细分为财政、人力、社会和创造性四部分；第三部分详细分析了作为经济竞争力基础的创造性资本和Buzz理论的概念；第四部分比较了创造性和Buzz的衡量体系与西欧大约50个国际经济绩效；第五部分总结了欧洲城市竞争力的一些经验教训，主要是苏格兰的经验。

2 知识基础

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在城市层面上把知识基础与经济增长和发展联系起来的尝试有很多。Cheshire and Carbonaro（1996）的研究采用了几个多元回归模型来解释117个功能性城市地区和西欧城市的经济增长。自变量包括人口规模、随欧盟连续扩张带来的人口潜能变化、经济结构变量（农业、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