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序言

一段时期以来，欧洲领导人主要关注以增长和就业为主要形式的大陆经济。他们认为，为了赶超美国和“后起”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欧洲应该加速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在“里斯本议程”的保护下，欧洲政府增加了研发和教育消费，促进了研究和创新商品化，并加大了信息和通讯技术投资。政府在行动和政策方面所做的努力，有力地证明了生产力增长与研发和教育消费之间的关系（Van Ark，2000）。

知识经济转型进程的讨论一般集中在对国家经济和国家政策的讨论上。然而，国家之间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的显著差异可以通过观察取得。从积极方面看，我们发现了受益于知识密集型经济增长进程的城市：它们设法吸引人力资源和人力投资，创造高级工作，呈现出高增长率和创新水平。从消极方面看，发现了远离知识密集型经济增长的城市，相反，他们面临着经济衰落和退化，并且失去了重要的人力资源。

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各个城市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型道路上的差异。通过文献回顾和案例分析，描述和分析了知识经济时代，以解决有效定位各种城市类型的问题。同时，讨论了当前国家和城市层面的政策。本文的实证研究建立在大量西北欧城市知识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和一系列管理问题的后续研究（Van Winden and Van den Berg，2004）的基础之上（Van den Berg et al.，2004）。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首先我们在概念界定部分，澄清了模糊的“知识经济”概念，界定了该论文所使用的概念；我们回顾了城市层面知识经济发展和解释城市差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将主要的观点整合重组为一种新的连续性的应用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我们认识到许多有助于知识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名为“知识基础”）。另外，这个框架将这些基础与城市的实际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为有效比较、定位和了解不同类型的城市提供帮助。第三，将此分析框架用于这次研究所抽取的十一个案例城市之中，并与他们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为每座城市的“知识基础”进行打分。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代表城市及其发展的假说。最后，进行了一系列政策分析，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建议。

这项研究与其他研究的区别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我们的研究不是集中于城市知识经济的某个具体方面，而是采用一种综合方法，将城市知识经济置于全面的分析框架之下，并将其各个方面有效结合起来。其次，通过国际比较透视，分析了五个欧洲国家的城市。至今，采用国际比较法进行城市知识经济的研究仍旧屈指可数。最后，以城市规模，经济基础，地理位置为标准，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城市。这样有助于突出知识经济转型影响城市发展的不同方式。

1.1 专题研究和数据来源的选择

本文包含对11个西北欧城市的分析研究。我们选择了以下案件城市：亚琛，阿姆斯特丹，多特蒙德，恩和芬，恩斯赫德，赫尔辛基，鲁汶，曼彻斯特，慕尼黑，曼斯特和鹿特丹。从许多方面，对城市进行了有效组合。首先，在国家和欧洲的城市系统中，以其各自的功能形成了不同的群体：这个群体包含两个首都（赫尔辛基和阿姆斯特丹），一个“半首都”城市（慕尼黑，巴伐利亚自由州的省会城市，巴伐利亚政府所在地），三个二级城市（鹿特丹，多特蒙德，曼彻斯特），还有五个三级或“地方性”城市（恩斯赫德，亚琛，恩和芬，鲁汶，曼斯特）。另外，这些城市处于城市网络的不同位置。我们所选城市中有六个属于密集型的多核城市网络：阿姆斯特丹，鹿特丹（高度城市化，任仕达区的一部分），多特蒙德（鲁尔区），鲁汶（毗邻布鲁塞尔），曼彻斯特（高度城市化西北地区的一部分）。其他五个案例则不属于这个密集型的多中心系统，存在着较大面积的非城市区域：慕尼黑，恩和芬，赫尔辛基，曼斯特和恩斯赫德。这个组合同时参照了该城市的产业结构。包含五个具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城市（曼彻斯特，多特蒙德，鹿特丹，恩斯赫德，亚琛），二个服务业发达的城市（阿姆斯特丹，曼斯特），和四个“高科技”城市（恩和芬，慕尼黑，赫尔辛基，鲁汶）。

我们采取各种方法描述、比较、分析，进行个案研究。并通过各种渠道，为各个城市收集了可比性统计数据。同时，收集了每个城市有关当地经济和当地政策的研究、报告以及专题论文。此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