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民间组织是否可以入列慈善公益组织？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当然的。

一是按照我国5大类14小类的分类标准，生态环境组织入列公益慈善类。而且，只要社会组织的目标指向社会整体，指向捐赠者之外的社会非特定人群，组织设立不是为了自己或者自己所在的团体、社区，而是为了社会的进步，那么，这样的组织就符合慈善公益目标，就可以称为慈善公益组织。^[1]

二是因为现代慈善与民间公益的含义并无区别。现代慈善是公民或者公民群体与组织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向他人自愿提供的合法的援助行为。原本属于私域的个人之善和慈善结社，在国家、市场这些范畴强大起来后，被激发出巨大的能量，形成了新的社会性公益范畴，即第三域，由此形成了现代慈善驰骋的领域。慈善拓展到环保、社会服务领域，是与时俱进的必然。^[2]

在中国各类NGO中，环保NGO是发育比较早，也是影响最大的部门之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资源消耗以及对自然环境和人的污染、伤害，为中国环保运动的勃发准备了议题，中国经济发展和阶层的出现为环保民间组织的发生做了人才准备，通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新一轮的开放，增加了国际交往和资金的进入，为环保组织提供了理念、技术的支撑，还有重要的资金来源。而社会转型期，主流价值的没落与新价值未形成的灰色地带，为环保组织重构话语权预留了一定的空间。

这是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2011年做的《守望——中国环保NGO媒体调查》中的一句话。以往，环保NGO所做之事一直没有列入慈善之列。近年来，随着公益外延在拓宽，大公益的概念让人们把民间环保组织所做之事开始纳入慈善的视线之中。

到2011年，民间环保组织关注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已经整整8年。2004年、2008年和2011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民间组织的上书及呼吁中，三次批示：像这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且有环保部门不同意见的工程，应科学研究，慎重决策。

苹果公司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公布了其在华的156家供应商。在此之前，乔布斯一直坚持不公开供应链的“秘密”文化，他自信地认为，“我们做得比这个星球上其他公司都要多。”造成舆论巨大连锁反应，并迫使苹果让步的，不是《纽约时报》年初的深度报道《中国劳工用性命铸造iPad》，也不是美国两大环保组织的呐喊，而是2011年，30家环保组织组成的“绿色选择联盟”，一群中国的环保人士整整一年的努力。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北京发布中国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2）》，并发布2011年度全国省会及直辖市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排名显示，2011年海口、昆明、拉萨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位列全国前三，而首都北京在全国31个省会及直辖市中排名29，和2010年持平。直辖市上海、天津、重庆的空气质量排名依次为第12位、第17位和第16位，其中上海的空气质量排名和2010年持平，而天津、重庆2011年空气质量排名分别上升8位和4位。

排名显示，乌鲁木齐和兰州的空气质量排名居后，分别位列第30位和第31位，并且两个城市的排名自2009年以来未有改变。

2011年，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正式启动了“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行动”，在长江源第一镇——唐古拉山镇建立“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这是绿色江河所建立的第二个自然保护站，也是目前已知中国民间建立的第二个自然保护站。绿色江河将以此站为平台，通过系列项目的实施和示范，为高海拔牧区探索一条分散收集、长途运输、集中处置的垃圾收运模式，推动高原牧区垃圾收运和无害化处置，减缓和消除现代垃圾对草原和江河水源地的污染，使长江源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

2011年，一场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宣言而发起的“共同的责任 生态的立方——青海年保玉则社区生态保护”项目正式发起。民间环保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将各自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理念和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通过支持当地社区制定科学和系统的保护计划和措施，支持他们对项目组织管理、宣传和自我造血能力的逐步提升，最终实现在年保玉则生态区形成政府授权的、长效的、可持续的社区保护行动能力的目标。同时，该项目在启动伊始就提出了“生态新立方”的概念，以综合的方法来应对错综复杂的生物多样性挑战，在社会公众中倡导完整的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理念；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