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融、新旧共存是澳门的城市特色，同样也可以视为澳门慈善业的基本色调。在澳门，慈善业伴随着政权移转与城市发展而不断变化，从前殖民时代以救济为主到回归后公益服务主导的新发展，可谓历久而弥新。然而，慈善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博彩经营权开放后澳门经济飞跃式增长导致政府收入暴增，极大地提升了政府自身的“慈善”能力，而回归后作为落实“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原则而成立的特区政府乐意回应市民的民生需求，于是，政府直接供给“慈善”对民间慈善救济产生了某种抑制或挤出效应，正因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澳门慈善救济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而民间慈善组织正在迎接一个公益服务的新时代。

一 慈善环境剧变：政治转型与财富急增

作为移民城市，澳门历史上接纳了来自中国内地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移民，其中，多数移民具有难民特征，所以，澳门一度被称为“难民社会”。大批脱离原居地的移民（尤其是难民）进入澳门后，对社会救济及民间慈善产生了强烈的需求，从而催生了大量的民间慈善救济团体。至今仍然活跃的慈善团体中，西式慈善组织仁慈堂成立于1569年，延绵400余年，而华人慈善组织镜湖医院及同善堂分别成立于1871年与1892年，同样属于“百年老店”。可以说，慈善团体在澳门有着悠久的历史，并承担起重要的社会赈济功能。

然而，自1999年澳门特区成立，尤其是2002年博彩经营权有限开放以来，澳门的慈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作为按照“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原则成立的特区政府，其性质发生了迥异于前朝的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外来的殖民政府，作为由本地居民组成的政府不可能像外来政权那样无视社会诉求，实际上，特区政府自成立以来，非常乐意回应本地居民的民生诉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需求。与此同时，居民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管治与被管治关系，而是作为政治主体，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政府有责任回应与保障居民权利的落实，况且居民与政府沟通的语言障碍^[1]已经消除，因此，居民在遇到了民生问题时，不再像过去那样更多地选择向民间慈善组织求助，而是直接求助于政府部门。其次，2002年特区政府实行博彩经营权分散化改革，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内地推出赴港澳“自由行”政策，从而刺激澳门经济出现跳跃性发展，本地生产总值（GDP）连年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失业率由回归初期2000年的6.8%迅速下降到2010年的2.8%，基本实现了全民就业（见图1）。

图1 2000～2010年澳门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下降情况

经济发展加上全民就业，推动澳门居民人均GDP与收入中位数都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见表1）。2006年人均GDP更超过香港，至2010年达到414444元（澳门元，下同），位居亚洲前列。本地居民月收入中位数从1999年的4920元跃升至2011年第3季度的11000元。

表1 澳门居民人均GDP与收入中位数统计（澳门元）

可以说，澳门社会经济面貌已经发生了迥异于回归前的根本性变化，一个财富丰裕的时代已经来临。经济发展、机会充裕与财富增加，一方面降低了社会成员陷入贫困的几率，另一方面保证了政府拥有充裕的财力实施民生政策，特别是可以加大援助社会弱势群体的投入强度。

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援助可分为制度性援助与临时性援助两种方式。制度性援助方面，实行全职低收入受雇人士的经济补贴制度，作为全职雇员的本地居民如每月收入不足4400元，可向政府申请收入补贴差额。实行最低维生指数制度与三类弱势家庭^[2]援助制度。自2012年起，上述两项制度受惠群体的发放金额均得以提高。最低维生指数，一人家庭由3000元提高至3200元，二人家庭由5210元提高至5920元，余皆类推。三类弱势家庭的援助金亦获提高，其中，学习活动补助（就读幼稚园者每人150元、就读中学者每人300元、就读大学者每人450元）、残疾补助（在澳门无亲属的独居者800元、在澳有亲属者600元）升幅均为50%，护理补助（在澳无亲属的独居者600元，在澳有亲属者400元）升幅一倍。临时性援助方面，因应通货膨胀对贫困家庭的影响程度更大，特区政府不时以特别津贴等形式援助生活困难群体。如，2012年将困难家庭的援助金多发放一次；向三类弱势家庭发放特别补助和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