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十二五”将重点转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未来五年中国将采用更多的产业政策来调整经济结构。随着更多的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应用，很有必要对政策进行回顾和反思。本文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的复兴，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了长期增长所具有的巨大福利含义。相对于平抑波动而言，来自长期增长的政策被认为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一旦你开始思考他们，便无暇顾及其他问题”（Lucas，1988）。本文主要选择了《经济增长手册》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2007年以来的部分工作论文进行评述。这些论文有极少数已经正式出版，但是本文以工作论文稿为主要综述对象。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学术交流机构，NBER所提供的交流平台让身在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可以免费享受到学术前沿的饕餮盛宴。

2005年北荷兰公司（North-Holland/Elsevier）出版了由哈佛大学Aghion教授和威斯康星大学Durlauf教授共同编撰的《经济增长手册》（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以下简称《手册》）成为经济增长领域权威的“百科全书式”参考书。该书包含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实证、增长政策与机制、技术、贸易与地理和增长的环境6个主题，共有包括前言在内的30篇论文，分上下册出版。虽然本文仅就政策与经济增长的部分进行评述，但是在文献一部分列出了各篇论文的题目和作者，这对于想在日益扩展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找到立足之地的研究者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大多可以从相关作者的主页上直接下载相关文章。《手册》在政策与经济增长部分共包括两篇论文，分别由哈佛大学的Dani Rodrik教授和纽约大学的William Easterly教授执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如何能在尽量实现社会公平和福利改进的条件下，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新问题。本文写作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希望在经济增长政策研究的文献评述中，除了能理清思路、扩展视野以外，还能为政策制定者带来一些帮助。

一 经济增长模型演化的政策含义

作为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关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和政策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假定（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不可替代性，第一代哈罗德—多马模型具有明显的刀锋性质：除非一个经济体的储蓄（投资）率在初始状态就是均衡和最优的，否则将永远远离均衡。此时的经济增长政策主要体现在外生性的校准储蓄（投资）率上，使原本非均衡最优的储蓄率强制调整到最优状态，实际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此时，政策功能的实质是纠正市场失灵，通过投资储蓄率的调整来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第二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放松了资本和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从而使经济系统具有内在稳定的动态性质。在包含技术进步的CD生产函数索洛模型里，稳态的人均产出取决于人均资本水平和资本的收入份额，而人均资本水平与储蓄（投资）率正相关，与折旧率、人口增长率和外生技术进步率负相关，要素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稳态的人均经济增长完全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较高的资本会对应较高的产出，但是不会影响稳态的经济增长率，从而经济政策只具有水平效应，不具有增长效应。此时，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被局限在转型动态上，例如提高储蓄率带来的资本深化会促进短期经济增长。新古典理论强调政策仅仅具有转型动态作用，丝毫不会降低经济政策的功效。例如Charles Jones（2002）发现，即使像美国这样的长期以平衡路径稳定增长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的80%是由教育的扩展和R&D密度的提高等转型动态带来的，只有20%来自规模效应。Comin（2004）的校准实验也发现，作为世界研发的领袖，R&D对美国生产率的贡献仅仅为0.3%～0.5%。^[1]对于中国这样远离世界技术前沿的发展中国家，R&D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更低，转型动态所具有的福利含义会更加明显。资本积累所具有的重大增长含义，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重工业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表示经济体长期福利改进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要想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由某种因素来抵消反映在规模报酬不变总量生产函数中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2]这些尝试可以是对新古典理论的直接颠覆，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