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05年是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政治文明与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状况不断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女性政治参与虽然进展比较缓慢，但仍呈现发展势头，在民主与法制的推动下，女性在社会参与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民主选举、社会参与、社区参与以及权力参与的相关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女性政治参与的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参与的环境进一步好转。

一 妇女参政状况的历史回顾

分析十年来中国妇女的参政状况，需要简单回顾一下新中国妇女参政的历史。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妇女参政的高峰，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另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妇女参政的高峰，因参照期是妇女在政治上受压迫、遭排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妇女参政数量直线上升；二是性别差距的历史鸿沟缩小，许多参与都打破了妇女特别是劳动妇女“零”政治参与的历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就有69位女委员同全体委员一起共商国家大计，选举国家领导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这次会议，女委员占到委员总数的10.4%；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女代表占到11.9%；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女代表比例进一步提高，达到12.3%。^[1]与此同时，党和国家还在1953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和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强调国家应注意培养和选拔女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等一批杰出的妇女相继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岗位，史良、李德全等女性担任了新中国的首任司法部和卫生部部长；初步实践了党在建国初期提出的“乡乡要有女乡长，县县要有女县长”的妇女参政目标。可以说，这个阶段的妇女参政具有起点高、组织培养和选拔力度大的特点。

妇女参政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经过20世纪50～60年代的培育，中国妇女参政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峰顶。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女代表达到22.6%，女常委还超过女代表，达到25.1%。按一般的规则，能当选常委的代表，多为国家各级实权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即“一把手”，所以，透过女常委比例的表象，可以推论出这个时期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女性比例也是较高的。这个高峰迄今依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与50年代妇女参政的持续增长所不同的是，它在达到峰值后，出现了下降。在1978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女代表的人数首次下降，由上一届的22.6%下降为21.2%；女常委由上一届的25.1%下降到21%，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女常委的人数出现大幅度滑坡，下降到9%。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人大女代表的人数下降和徘徊的趋势更为明显，由1983年的21.2%下降到1993年的21%。并且，在中国政治的核心领域——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也出现了女政治局委员空缺现象。^[2]

20世纪90年代后，在筹备和召开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过程中，中国采取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妇女参政止跌为升，稳步增长。

二 知政议政能力增长，民主参与程度提高

（一）知政能力增长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和公民民主、法律意识的增强，妇女的知政、议政能力不断提高。据1990年第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在知政——了解政治信息方面，知晓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女性为55.7%，知晓中国国家主席的女性为44.9%，知晓国务院总理的女性为52.9%。与男性相比，分别相差26、24.9和25个百分点。其中，城乡妇女的差距十分明显，差距分别为32.2、36.3和36个百分点。到2000年，对中国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和美国总统的知晓情况较十年前有明显增长，其中女性对中国国家主席的知晓率达到87%，比1990年提高了42.1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中女性的知晓率达96.7%，农村女性的知晓率达83.8%，城乡差别明显缩小，仅相差12.9个百分点，比1990年缩小了23.4个百分点（见表1）。^[3]

表1 被调查者对在任相关政界人物知晓情况

（二）议政水平提高

在给社区提意见方面，1990年的调查显示：有47.73%的女性关注和留心所在单位、村或社区的工作情况，能经常提出自己的建议的女性为9.46%，男性为17.1%，其中城镇女性为12.1%，农村为5.9%；到2000年，主动给所在单位、村或社区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