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村民自治拓宽了农村妇女参政的渠道，特别是妇女进入村核心决策机构的途径有了根本的改变：在村民自治推行之前普遍由组织任命；而随着村民自治的广泛推行，妇女干部与男性村干部一样由村委会选举产生。从村民自治的产生到全面推进的二十多年来，一些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脱颖而出，以其出色能力和作为赢得了村民的拥戴（这是以往在村干部任命制的情况下很难想像的），一些妇女骨干积极参与村公共事务的决策，锻炼了才能。

但是，由于村民自治是在原有的乡土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特别是这种乡土文化和传统还深深地打着性别歧视的烙印，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多障碍。从全国来看，妇女担任村委会领导的比例一直较低。为了提高农村妇女入选村委会的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规定，在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民政部在1999年颁布了《关于努力保证农村妇女在村委会成员中有适当名额的意见》，要求各地采取措施，确保农村妇女进入村委会。2002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4号文件又进一步强调“要保证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合法权益，使女性在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占有适当名额”。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和民间妇女组织、国际机构等，纷纷开展了各种试验和创新项目，探索促进农村妇女参政的有效措施。一些学术机构积极开展了相关研究，不但详细考察了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状况，还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基于以往的干预和研究的成果，本文尝试在全球治理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状况进行回顾，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和提供借鉴。

二 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参与状况和影响因素

社会性别平等已经被看成是全球“治理”/“善治”的重要内容。^[1]“治理”/“善治”不仅强调妇女的广泛和深入参与，如妇女参政的数量和比例，而且注重治理的过程是否代表妇女利益，是否将妇女的关注纳入重要议程。同时，有社会性别敏感的“治理”/“善治”更注重从社会性别机制分析制约妇女参与的原因，即从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分析和改善制约因素，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妇女参与的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的村民自治，体现了中国融入全球以“治理”/“善治”为原则的民主化进程。1998年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提出的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2]总结和提炼了一定历史时期中国基层治理的特色。那么，在此过程中妇女的参与状况如何？哪些因素制约了她们的广泛参与？这些是在深化村民自治中不可忽略的议题。因此，本文试图用社会性别与治理的视角对以上议题进行探讨，重点讨论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方面的基本状况和制约因素，包括四个方面：妇女参加村委会选举的资格和权利；妇女投票的意识和行为；妇女作为候选人的参与；入选后妇女在村委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妇女参选的资格和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中明确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十二条），在法律上确定了女村民与男村民平等的公民权利。但是，在村委会选举的实践中，一些传统的习俗和观念影响了妇女参加选举公民权利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虽然农村妇女参选的资格和权力在法律上毋庸置疑，各地也强调妇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参加投票，但是，习惯的文化和思维认为，已婚妇女都有一家之长的丈夫为代表，没有必要亲自参与。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参加投票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以及男性家长制的传统，妇女作为投票人的权力往往不能真正实现。刘中一的研究生动地记载了相关的个案，并指出由于当地干部进行干预，妇女才得以实现她们的选举权。^[3]

第二，一些妇女因为丈夫是非农业户口，虽然自己和孩子是农业户口，但却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许多地方的村规民约，妇女出嫁后就是“外人”，即使户口在村里，也不应享受村民待遇。这样，一些“农嫁非”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在参加村民选举、土地承包等方面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