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信息传播技术指公民可以使用的用以接收和发送信息的技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新技术在中国迅速发展。中国于1995年5月17日向社会各界和个人开放互联网业务。据CNNIC统计，至2001年7月，中国上网计算机数已达1002万台，www站点数共约242739个。中国用户已从1997年的62万户增加到2001年7月的2650万户。^[1]虽然在全国12.6583亿人口中互联网用户不足5%，但在短短4年间，互联网用户数已增加42倍。

文献研究发现，性别问题首先表现为互联网接近途径上存在性别差异。互联网普及之初，在占全国人口5%的用户中，女性比例一直低于男性。^[2]1998年10月澳大利亚一家公司的调查表明：单身、技术内行的男性统治着中国的Internet世界，“中国典型的Internet用户，年龄27岁以下的男性占82%，单身占54%，受到高等教育的占48%，属全职受薪的占76%，专业人员占33%，未来世界是男孩子的世界。”^[3]但互联网使用方面是否存在性别问题，还未有专门的研究报告。本研究试图专门考察信息传播技术使用的性别问题，即在信息传播技术的接近途径和使用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

调查总体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五城市市区家庭户内17～60岁的男女居民，其中网络用户比例最低限制为：北京：50%；上海和广州：40%；长沙和成都：30%。样本在五城市平均分配为600个样本/城市，共计3000个样本。抽样资料来源于1998年北京、上海、长沙、广州和成都五市的户籍基础调查，抽取的最终单位为家庭户，每户一人。

正式入户访问时间为2001年1月20日至2月5日。调查实际发放问卷3300份，成功访问3145个样本，其中包括网民样本1451份，占成功访问样本总数的45%。

本研究根据不同的总体，对样本作相应地加权。在本次调查研究中需要估计的总体包括：（1）用户样本：根据数据分析，采用北京和上海放大，广州、成都和长沙浓缩，使原样本数1451加权后为1045，达到95%置信度时的抽样误差为3%。（2）非用户样本：采用北京和上海放大，广州、成都和长沙浓缩，使原非用户样本数1702加权后为1086，达到95%置信度时的抽样误差为3%。

三 主要研究结果

在本研究中，“用户”指自调查之日起，在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并且使用频率在每周1次及以上者。

（一）互联网用户的性别比例

本研究调查表明：2001年在五城市中，男用户占60.8%，女用户占39.2%。

各城市被调查的上网用户的性别比例，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至2001年，女性用户的比例已比前几年大大接近男性比例，但仍比男性低。在互联网接近途径方面，仍然存在着性别差距。

表1 五城市用户性别比例

（二）影响互联网接近的因素

上海东方网对其受众总体的描述是：“以男性用户为主，年龄在18～45岁之间，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的职业和丰厚的收入，具有消费能力、经济实力、影响力的社会中坚分子。”^[4]本研究的统计分析说明，与受众是否上网相关的因素如下：

（1）从年龄看：五城市用户平均年龄为27.01岁，非用户平均年龄为37.21岁，两者相差10.2岁。

（2）从文化程度看：用户的文化程度显著高于非用户。用户中拥有大专学历的占27.3%，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31.0%，合计为58.3%。但在非用户中，拥有大专学历的只占13.0%，大学学历仅有4.1%，合计为17.1%。

（3）从是否单身看：多数用户没有配偶（64.6%），有配偶的用户只占33.0%；而在非用户中，有配偶的（包括稳定的同居关系）占67.6%，没有配偶的只占28.9%。交互分析表明，两者差距显著。

（4）从职业看：五城市用户统计显示：“在校学生或研究生”的比例最高，占用户的42.6%；其次是干部和管理人员，占16.0%；科教文卫工作者，占11.2%；其他职业的用户，共占30.2%。

（5）从家庭收入看：用户家庭收入明显高于非用户。在中国，互联网使用需要付较高的电话费和上网费。据CNNIC2001年7月统计：70.4%的用户上网费用为自费，公费只占12.6%；既用公费也用自费的占17.0%。而用户每月实际花费的上网费用低于50元的占35.8%，64.2%的用户每月需花费51元以上。^[5]以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6316.81元，^[6]即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526元算，月均50元的互联网使用费约占人均月收入的1/10。

本研究对用户的描述是：大多数为男性（约61%），年龄较轻（平均年龄为27岁），高学历（超过50%的用户有大专以上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