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性骚扰行为就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并且有过各式各样的称谓方式。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公共意识中，性骚扰仿佛并不存在。因为，在此前的法律中还没有一个名词用以指出性骚扰这种现象。第一个提出性骚扰名词的美国女性主义者凯瑟琳·麦·金侬曾说：“这也难怪……妇女们不会就一种无名的经历提出投诉。由于没有名称用来表达，性骚扰直到1976年根本无法言说，也就不可能有概括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社会定义。”但是，她接下来说，“无名不等于不存在。”^[1]

性骚扰作为一种社会定义，它的出现不仅具有符号上的意义，同时，在社会价值方面赋予了这种行为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使这种行为被赋予了一个权利主体，即被骚扰方，同时，在价值方面把这种行为与权利、平等、尊严等等观念联系在一起，并最终通过赋名等方式得到法律和其他制度形式的确认。正是由于女性主义者的努力和她们特有的视角，使得性骚扰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后浮出水面，并成为一种为世界各地许多文化和职业环境所普遍认识到的性别歧视现象。

一 中国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状况及其后果

性骚扰的概念在中国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后才被传入和被公众认知的，但是发生在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行为同样很久以前就存在。迄今为止，还缺乏科学和具有信服力的数据说明性骚扰在中国的工作场所中的状况，但经验和部分调查证明：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状况日趋严重，已成为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据1995年的一份调查，在70名31～45岁的被调查妇女中，占74.29%的人认为，性骚扰在近10年来比以往有所增加；^[2]2000年在深圳市对600人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43%的女性和19%的男性受访者表示曾遭遇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3]另外，2005年公布的一项中华女子学院的调查表明：在被调查者中，32.7%的女性和8.3%的男性曾受到过性骚扰；其中在工作场所受到的性骚扰比例均占到30%左右。^[4]

根据已有的资料分析，工作中的性骚扰在分布上大致呈现以下特点：

（一）新兴的经济类型中性骚扰更为突出

所谓新兴的经济类型是指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后才出现的外商独资、中外合资、股份制和私营企业等经济模式。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在北京的调查显示：在新兴经济类型中工作的女性有近40%的人曾遭受过性骚扰；而在传统经济部门，如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中工作的女性在工作中遭到性骚扰的不到18%。^[5]深圳的调查也支持了以上观点：分别有48.5%和33%的被调查者认为，私营企业和外资、合资公司是最容易发生性骚扰的地方；而认为在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容易发生性骚扰的分别只有7.1%和2.9%。^[5]

（二）管理规范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更容易发生性骚扰

性骚扰更多地发生在那些相对规模偏小、管理松散、混乱的企业中。这些企业往往同时存在劳动条件较差、缺乏劳动合同、拖欠工资、没有工会组织、女工的特殊利益得不到保证、企业和部门主管的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等等较为严重的侵害职工权益的现象，性骚扰只是诸种侵权行为中的“一种性别形式”。^[6]

（三）服务业是性骚扰高发的行业

在服务业中，又以娱乐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性骚扰问题更为突出。娱乐业的这类问题突出常常与其经营内容和经营范围与色情业之间界限不清有关；而个体和私营企业较为严重的来自顾客的性骚扰问题，又往往与企业对员工缺乏明确有效的保护措施有关。

分析性骚扰的主要分布范围，我们大致可以形成这样的看法：第一，那些缺乏制度传统和制度保护措施的地方更容易发生性骚扰。如缺乏工业和管理基础的新兴经济开发区；第二，在保护工人权益方面，一些暂时面临制度安排和监督机制缺位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特别是其中那些管理秩序较为混乱，或雇主、管理者权力过大、缺少约束的中小企业等更容易发生性骚扰。从这个意义上说，性骚扰几乎可以被认为是不规范或缺乏制度化管理方式的衍生物。

性骚扰不断上升的趋势，被认为与中国向市场化的转型过程有关。其主要表现在：

1.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道德价值观念在社会中的控制作用被减弱

一方面，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导致道德和价值体系失序，原有的道德和价值观念逐渐被人们摒弃，新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尚未有效建立，人们的行为普遍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