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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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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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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促进、金融服务与社区发展模式的行动性研究

    作者:赵捷 出版时间:2006年03月
    摘要: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生育健康促进都与诸多要素关联且面临诸多难题。此案例介绍的是一种开创性的研究与行动。其意义在于告知人们真实的经验教训,以确保后来者能够获得更大成功。这也是云南生育健康研究的使命———先行探索,铺路架桥。

    一 项目背景介绍

    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现改名“云南健康与发展研究会”[1])成立于1993年9月,是中国国内第一个正式注册的专门致力于生育健康促进的非营利性学术团体。它强调研究的应用性并特别关注包括妇女在内的弱势群体的生育健康问题;坚持医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理念和方法;倡导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结合的卫生干预模式,曾在中国开创“生育健康以妇女为中心”、“生育健康以社区为中心”和“传统文化与生育健康”的研究视角与实践方法;相关成果被赞誉为“……对中国和云南而言都是一块早期的里程碑”。[2]从本文中所介绍的案例中可窥一斑。

    据调查,在经济条件和卫生条件都比较落后的贫困山区,大多数妇女都会因生育而落下或多或少的妇科疾病。农村的人们甚至有这样的意识:“生过娃娃的女人哪个没有点妇科病”。这方面无病者反被视为“反常”。这类疾病有可能使其丧失健康、进而丧失劳动能力和加重其经济负担。同时妇科疾病还与传统的性观念和社会性别关系紧密关联,被视为“沉默文化”,这又影响着人们获得相关知识。由此,引出至少两方面的问题:妇女包括其家人,对其妇科方面的不适,常是小病拖成大病;原可医治的疾病也因拖延致残或难以治愈。等到不得不医治时,又面临无法支付昂贵的医药费。这一现状引致另一个问题,即人们对现有的生育健康服务及相关的卫生资源利用远远不足;加之服务提供者的传统性别意识和社会性别偏见,以及仅仅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医疗模式等,均从不同侧面形成生育健康促进的障碍。

    本研究的目的是,促使扶贫活动与社区发展、健康促进相结合,通过参与式方法,结合贫困社区妇女的发展需求和健康需求,打破传统的性观念和社会性别偏见,鼓励并促成农村妇女成为农村生育健康项目的计划者、主导者和评估者,在过程中自我赋权,增强生育健康知识和提高其健康水平;并通过她们的影响使现有健康服务体制的相关模式有所改良;从脱贫、赋权和改变提供服务者的态度上,探索攻克上述障碍的突破口。

    二 行动干预及有关活动

    项目的目标是,结合小额信贷扶贫和参与式健康促进活动,探索赋权农村妇女,推进社区综合发展的途径。旨在通过项目,增强农村妇女的健康特别是生育健康的意识,增加其经济收入,提高其综合能力和生活质量。诸如学习金融知识、科技知识和卫生健康知识,提高其当家理财、储蓄的能力,发展经济项目的能力,与外界打交道、表述需求和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并能享受和利用现有卫生资源。最终帮助健康状况和经济条件处于较低水平的妇女,找到一条良性循环的健康发展道路,进而影响相关的健康和扶贫机构改进现有政策和工作方法。

    项目有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一)调查研究与社会性别分析阶段

    通过普遍调查,最终锁定罗平的两个乡(牛街乡和长底乡)作为项目点,并对选定的社区进行较深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考察,了解当地政府的扶贫措施及生育健康服务情况。调查发现,由于缺乏社会性别分析,人们多基于现有不平等的两性制度来开发相关扶贫活动,较少有与贫困妇女的需求和利益相结合的脱贫方案。信贷政策和措施多着眼于农村贫困妇女是否能够“挣钱”,妇女的权益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重视。家庭食物短缺,首先挨饿的仍然是母亲。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得不到改善,贫困会经常威胁着她们,解决温饱只是暂时的。在健康服务方面,妇女的健康权利同样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仍以传统“计划生育”为重,相关模式给部分农村妇女带来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妇科疾病、贫血和营养不良症等。加之妇女较少有自我的健康意识,以及对疾病的理解不一——“我们能够天天在一起说说笑笑唱唱,这就叫健康”;“我还能够到地里干活,这就叫健康”。尽管她们手里有钱,也很少愿意为自己的健康“花钱”;而社区男性对妇女健康问题的反应普遍冷漠,除非与能否传宗接代有关。

    (二)参与式行动设计与规划阶段

    在确定的项目点,通过近半年时间,开展了一系列参与性活动。包括:

    (1)与乡妇联和村里农村妇女骨干一起分析当地生育健康问题的现状,分析贫困的原因及可能的解决办法,确立优先问题,以及农村妇女和社区现有的解决相关问题的潜力和资源。

    (2)以项目总目标为基础,确立了社区发展的具体目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