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泰族为主体民族，约占全国6300万总人口的40%，其他少数民族有老挝族（30%），马来族（3.5%）、高棉族（2%），以及苗、瑶、桂、汶、克伦、掸等山地民族。^[1]泰国的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南部半岛上，其中与马来西亚接壤的北大年、也拉、陶公和沙敦四府聚居着约100多万马来穆斯林，占到当地人口的70%以上。^[2]与其他已基本融入泰国社会的少数民族不同，泰国南疆的马来穆斯林至今仍对奉佛教为国教的泰国缺乏认同感，该地区的分离主义问题一直困扰着泰国政府。近年来，随着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兴起和极端主义的扩散，曾一度趋于平息的泰南分离主义活动再次抬头，并愈演愈烈。与以往相比，当前的泰南分离主义活动具有很强的宗教极端主义色彩，并开始偏离单纯寻求南部地区民族自治的传统目标。

一 泰南分离主义的历史源流与兴衰

马来半岛中部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的土地，由各独立的马来土邦分治。其中，北大年土邦（包括现在的北大年、也拉、陶公等地）由于地处东西方商贸线的交汇点，是当时重要的商港，因而相当富庶，而且还一度是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暹罗（即泰国）兴起后，开始逐渐向南扩张。18世纪晚期，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发动北大年战役，并基本控制了马来半岛中部。各马来土邦被迫向暹罗称臣纳贡，但世袭苏丹仍拥有基本完整的自治权。^[3]19世纪末，为巩固传统势力范围，防范英国的渗透，曼谷王朝开始逐步将这一地区纳入中央集权体系。暹罗国王任命的官吏取代了原世袭苏丹的统治地位，各土邦原有的自治权被废止。但这未能阻止英国的扩张。1909年，曼谷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英暹条约》，原本一体的马来半岛中部地区被分割，吉打、吉兰丹、玻璃市和丁加奴并入了英属马来亚，而沙敦和北大年（后划分为北大年、也拉和陶公三府）则留在了暹罗版图内。^[4]这就为后来长期困扰泰国政府的南疆分离主义问题埋下了祸根。

1938年，崇尚“大泰族主义”的披汶·颂堪出任泰国总理，开始推行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这引起泰南马来穆斯林的强烈不满，再加上马来贵族的鼓动和英属马来亚的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南疆开始出现零星的早期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如前北大年苏丹的幼子登姑·阿布杜·贾拉勒（Tengku Abdul Jalal）就在泰马边境地区组织了武装抵抗运动。^[5]

二战结束前，亲日的披汶政府倒台，继任的文官政府放弃了过激的民族同化政策，转而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并促使马来穆斯林开始寻求解决自治权问题的政治途径。1947年8月，伊斯兰宗教委员会（Islamic Religious Council）向泰国政府提出了有关自治权利的七项要求。^[6]

但是，马来穆斯林与泰国政府间脆弱的信任关系随着披汶·颂堪的重新掌权而破裂。1947年11月，披汶发动政变上台，再次推行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1948年1月，泰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拘捕了被誉为“斗争之父”的伊斯兰宗教委员会主席霍伊·素隆（Haji Sulong）。^[7]这直接引发了同年4月的民族冲突，大约1100名马来穆斯林和30名军警在冲突中丧生。^[8]此后，尽管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披汶政府承诺分步骤地给予泰南马来穆斯林民族自治权。^[9]但直到1957年披汶政府倒台，大部分自治权仍未落实。政府的刻意拖延使部分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失去耐心，而霍伊·素隆的失踪事件^[10]更使他的大批马来穆斯林追随者不再信任政府。于是，当1957年马来亚宣告脱离英国实现独立后，眼见非暴力争取自治无望的泰南马来民族主义者，开始纷纷走上武装争取独立的道路。1959年，霍伊·素隆的追随者登姑·阿布杜·贾拉勒以马来贵族和宗教领袖为基础组建了泰南第一个分离主义组织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The Barisan National Pember-Basan Pattani，简称BNPP，^[11]亦称Pattani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并开始在边境地区不断发动针对中央政府的游击战。^[12]

20世纪60年代，国际橡胶价格的下跌，以橡胶种植业为支柱的泰国南部地区经济出现衰退，大批中下层马来穆斯林的生活陷入困顿，并因此对政府扶植中部地区的经济政策强烈不满。^[13]于是，尽管1958年政变上台的沙立元帅及其后继者都采取相对温和的民族政策，但泰南分离主义组织却不断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60年由伊斯兰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