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明确提出了要从经济大国转变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冷战结束后，虽然日本经济出现了持续衰退，但并未影响其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迈进的步伐。2001年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小泉纯一郎高举“新世纪维新”之旗帜入主永田町首相官邸不足半年，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事件。小泉政府抓住这一时机，迅速确立了对外战略目标。鉴于日本所在的亚太地区大国势力云集、形势复杂多变，因此，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小泉政府把外交工作的重点转向了该地区。本文拟主要阐述和分析小泉政府亚太外交政策的特点及其动因。

一 坚持并强化日美同盟，借重美国提升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地位

二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和依据是日美同盟。作为日本的军事盟友和惟一承诺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美国在日本对外政策中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冷战结束后，日美两国对其同盟关系进行了重新调试。1996年4月，两国共同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1997年9月，双方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新指针的相关法案，从而完成了冷战后日美重新结盟的一系列政策操作。

小泉上台后，继承了历届自民党政权的外交遗产，将日美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大力推行亲美路线。2001年5月7日，小泉在其施政演说时强调，“日本的繁荣是建立在迄今一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日美同盟关系之上。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础，维持和发展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近邻各国的友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1]为密切日美关系，小泉上任两个月的首次出访便前往戴维营拜会美国总统布什，双方建立了“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小泉政府迅速做出反应：9月19日，出台支援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7项措施；10月29日，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修正法案》和《海上保安厅修正法案》；11月9日，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到印度洋支援美国打击塔利班。这些举措赢得了美国政府的褒奖。2001年10月3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欢迎日本国会通过立法为日本军队参与反恐怖主义行动铺平道路。这项立法以及日本对联盟努力的支持，不仅对反恐怖主义有重要意义，而且进一步加强了美日联盟。”^[2]2002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访日期间也高度评价了日本的表现。^[3]

如果说“9·11”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伊拉克战争则不仅催生了日美同盟的质变，而且加速了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转变。2003年6月，借伊拉克战争及朝鲜核危机的“东风”，日本国会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等“有事法制”三法案。这些法案的通过使二战后50多年来日本提供基地、美国负责保护的日美安保体制由日本的“单向依附”质变为世界范围内的日美“联合行动”，为日本海陆空自卫队跳出“专守防卫”限制，紧随美国“先发制人”开赴世界任何角落提供了法律依据，它标志着二战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巨大转换。^[4]

2003年12月9日，日本政府根据《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制定了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计划。尽管国内反对者众多，^[5]但2004年2月，小泉还是将550名全副武装的陆上自卫队队员派往伊拉克，从而实现了二战后日本历史上的首次向外派兵。针对“基地”组织扬言要对“美国的帮手”进行报复以及日本外交官在伊拉克遭绑架的事实，小泉表示，“不管发生什么事态，日本都将一如既往地完成援助伊拉克重建的任务”。^[6]这表明日本将不再扮演以往只限于经济与外交上的角色，而是要借助军事手段参与对国际事务的处理。

在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小泉政府对美国的全球军事重新部署计划亦表现积极。2003年12月，日本正式决定在本土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美国2004年9月在日本海部署宙斯盾驱逐舰计划，小泉曾公开表示，“这不仅可以提高日美关系的信赖度，还将成为本地区的遏制力量”。^[7]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和紧密性，被小泉政府诠释得淋漓尽致，用小泉自己的话说，“日美关系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8]

那么，小泉政府缘何如此热衷于加强日美同盟，对美国的要求有求必应，不但出钱，还修改法律派兵支援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