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资本已经在我国电影产业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民营资本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保利华亿是我国民营影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它整合了我国民营影视企业的中坚力量，包括原华亿电影、东方神龙、保利博纳三大制作、发行公司。特别是华亿电影，八年前通过投资拍摄、发行《卧虎藏龙》、《荆轲刺秦王》、《鬼子来了》等华语经典片，为中国民营电影的产业发展积累了经验与教训。

产业发展是我国电影的大趋势，是我国电影管理部门目前的工作重点，也是研究机构的热点课题。以保利华亿影业为标本，无疑能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透视我国民营电影发展的过去、现在，也能对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格局进行展望。

中国新民营电影的崛起

（一）民营电影诞生的背景：机遇与动荡并存的90年代

近两年来，“民营电影”在学术界一直是个热门的词汇。综观各种使用语境，可以看出它的概念大致是指以民营资本、国内主创人员为主导投资拍摄的电影。然而实际上，“民营电影”一词始终在被广泛使用的国家唯有中国。通观英美等主要电影制作国家的历史，“民营电影”的概念绝少出现。

中国电影业资本结构的变迁相当复杂。1940年前，当电影初步进入中国时，中国的民族电影业基本上以民营为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趁机接收了大批电影企业，国营资本开始在电影业中占据了大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被没收，民营资本也逐渐完成了新国有化进程。此后的时间内，电影业所遵循的是前苏联的电影体系模式，国营资本是当时业内唯一的资本构成。改革开放之后，电影业同其他产业一样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春风。90年代，电影业经历了一次大的产业改制，民营资本重新回到了这个阔别40年之久的行业之中，并开始蓬勃发展。久违了的“民营电影”一词，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复兴的。

长期僵化的大陆电影体制充分暴露了它的弊端，面对扑面而来的90年代市场经济，中国主流电影体制的整体话语系统必然要经历一个激烈动荡的过程。1992年，中国电影经济持续大滑坡的警报再次传来，1992年全年票房收入从1991年的23.6元亿下降至19.9亿元；全年放映场次比1991年减少460余万场；全年观众人次比1991年减少38.4亿，降至105.5亿人次，比10年前的1982年减少130亿人次。16家故事片厂中有6家亏损。

1993年1月5日，广电部《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布。改革主题是：①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进口影片仍统一由中影公司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司发行）；②电影票价要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这一本意是要大力推进电影体制的市场化进程的文件，发布以后却使整个中国电影业陷入一片混乱无序的状态中。

1995年是90年代中国大陆电影体制动荡的频波极点。这一方面是由于广电部电影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电影行业称之为348号文件）正式开始生效，明确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家省市的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广电部首次引进10部境外大片。很显然，这一动作更加刺激了90年代后日益疲软的大陆电影票房。但境外大片也带动了国产影片的市场暂时性复苏，并且为大陆电影体制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二）华亿的八年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6年后发展成为民营影业“航母”的华亿影视娱乐有限公司毅然“入市”。逢低入市是生意场的一个契机，但中国电影的低迷和市场的不规范也为先行者增添了不少难度和风险。针对这种情况，初生的华亿主要实施两项举措。

一是版权问题。在很多电影人对电影版权还没什么意识的时候，华亿用很小的代价就购得了近200部电影的版权。其中1995～1996年，从张艺谋的《红高粱》开始，华亿陆续买断了《黄土地》、《大阅兵》、《民警故事》、《太阳有耳》等多部国产优秀影片以及《济公斗蟋蟀》、《小蝌蚪找妈妈》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多部美术、动画片的海外发行权。1996年8月，华亿购得1949年以前拍摄的100部经典电影的版权，对其进行了数字化修复和存储，成为这些经典影片版权和拷贝的唯一拥有者。目前，这个片库对于华亿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二是影片发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