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狗年打狗：从云南牟定开始

2006年7月25～30日，在5天的时间里，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掀起了一场“打狗风暴”，全县5.4万多只狗被全部用棍棒打死。事情的起因是2006年4月到7月间，牟定县发生3例人被狗咬伤后死亡，之后确定为狂犬病的事件，期间又有牲畜等被狗咬伤。牟定县政府决定成立打狗队，打死全县除军用和公安用犬外所有的狗。在这场打狗运动中，牟定县国家机关全员参战，县政府专门抽调公、检、法及政府人员参加，县公安局长亲自担任打狗队长。打狗队延续到村镇，乡镇干部和村委会成员也加入了打狗行列。^[1]打狗使用的方式极为原始血腥，绳子加棍棒，外加石头砖头，使狗遭受极大恐惧和伤害后死亡。也有媒体报道，当地政府杀狗的手段主要有吊杀、毒杀、棒打、活埋、电击等，场面十分惨烈。^[2]县政府要求狗主人自己打死自己的狗，给5元补贴；不能自己打死的，交给打狗队打死。被打死的5万多只狗里面，有4000多只已经注射过狂犬病疫苗。^[3]

这场野蛮的打狗运动立即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各界人士的批评，世界各大主流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4]然而，媒体与社会各界的批评、动物保护组织的建议和呼吁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都没有能够阻止一些地方政府打狗的决心。

进入2006年，全国一些县市陆续出现集中打狗的做法。早在牟定之前，4月6日，云南罗平县因为申请国家旅游卫生城市成立“打狗队”，在数天时间里用乱棍打死145只出现在街头和公共场所的狗。^[5]7月的最后5天，云南牟定全县灭狗5.4万多只。^[6]接着，福州开始打狗，第一天就有13条流浪无主犬被当街血腥捕杀。^[7]山东济宁打狗，规定在出现狂犬病病例的16个村，扑杀半径5公里范围内所有的狗。^[8]9月，广东惠州打狗，数天内枪杀几十条狗，包括一些居民院落中的狗。

10月，北京报纸上对狂犬病的报道和宣传突然增多。一些媒体刊登狗扰民和人被狗咬伤的报道增多，使养犬人与非养犬人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北京市开始为期两个月的养犬“集中整治行动”，动员警力参与。据称，行动的目标是三个百分百，即养犬登记率达100%；登记犬只预防狂犬病疫苗接种率达100%；入养犬户宣传率达100%。实现“三个没有”，即城区（除自然村落以外）没有大型犬、烈性犬，一户养多犬的现象；农村地区对饲养大型犬实行拴养、圈养，街面没有大型犬的现象等。^[9]为此，执法部门采取入户查抄（宣传）、先抓再查、扑杀灭除等手段捕杀各类“违规”犬只，许多有主人但是不符合严法规定的身高超过35厘米的大狗被带走、扑杀。许多家庭忽然之间就失去了朝夕相处的狗伴侣。各地打狗的血腥照片在媒体和网络上广泛传播，虐杀狗的“整治”方式激起人们的质疑、不满、批评乃至抗议。

二 社会舆论对“打狗运动”的批评

综合起来，大众媒体和社会各界对牟定县非人道杀狗所作的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批评当地政府以公共卫生和狂犬病名义滥杀无辜，是滥用公共权力。预防狂犬病最重要的经验是加强防疫，提高给犬只注射狂犬病疫苗的比率。狂犬病通过血液和唾液等传染，并非通过空气传染。出现了狂犬病病例，有效进行限制隔离、人道捕杀患病犬和与患病犬有接触的犬只，就可以基本防止蔓延。牟定县政府没有及时做防疫工作和对民众做基本教育，不加分别地整体打狗并把4000多只经过免疫的狗也一并打死，是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的是政府形象。^[10]

一些关心动物处境的防疫医学专家认为，国内卫生防疫部门发布的有关狂犬病的数据和健康犬带毒数据偏高不实，容易引起民众恐慌和地方政府措施不当。^[11]而媒体的一些夸大报道也容易导致民众产生恐惧心理，出现遗弃和虐待动物情况。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各国政府建议，预防狂犬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范围推广给狗注射狂犬病疫苗，并推行社区教育和绝育、免疫以及其他人道措施。但是，这些有效的现代管理方法和建议都没有被有关部门加以注意和推广。

第二类批评认为，当地政府采用“搞运动”的方式施行暴力，造成不良结果，大规模打狗破坏社会善良风气，给予民众特别是儿童以暴力的经验和示范。^[12]实践经验证明，这种方式往往留下大量问题。对养狗人来说，当面看到自己的狗被野蛮打死会受到极大伤害，会对政府产生失望情绪甚至反感，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