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扩大内需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

1998年，中国政府提出了扩大内需方针，并逐步明确将扩大内需作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宏观调控的长期战略方针。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针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现实。低消费率与高储蓄率已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四年多的实践证明，扩大内需的方针是适时和正确的^[1]。

消费率指消费需求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分为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从目前国民经济核算情况看，居民消费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当于固定资产投资率提高1.5个百分点。可见，由消费率所反映的消费增长的快慢直接影响着消费品市场的活跃程度，从而制约经济的增长速度。

比较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各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的需求结构变化可以组合出多种不同的增长类型。根据消费内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可将经济大国增长类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消费率、低储蓄率、低出口依存度的内需主导经济增长型；另一类是以日本为代表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高出口依存度的出口主导增长型。就上述居民消费率和储蓄额的角度看，中国属典型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国家。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2]而中国在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的2000年，居民消费率不足50%，比国际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点。而与居民消费率的持续偏低相反，居民的储蓄正在稳步递增。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了64332亿元，2001年更是达到了73762亿元，较上年增长了足足14.7个百分点。居民平均储蓄存款余额也由2000年的5076元上升到2001年的5780元，增幅达13.9%。这种增长势头在新的一年中继续保持。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6月12日发布消息称，居民储蓄增长速度继续加快，5月末居民储蓄余额为80400亿元，同比增长17.6%，增幅比上年同期高7.6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2.9个百分点。

发展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一国的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对于经济发展往往有利。作为非消费性支出的一种，储蓄作为投资从长期看基本上是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利的。但我们不能绝对地看待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高储蓄转化为高投资是有条件的。投资需求从社会再生产看并非是最终需求，它不是为出口服务就是为消费服务。在出口主导增长型国家中，只有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形成良性循环，高储蓄才能转化为高投资。在内需主导增长型国家中，只有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形成良性循环，高储蓄才能转化为高投资。如果居民消费不足或出口需求不足，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将发生困难，高储蓄将造成资金闲置。同时，过低的消费率不仅会弱化消费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也会间接影响投资本身的增长，最终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推动消费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就成了一个令国人关注的重要课题。

然而，扩大内需向什么方向扩？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都在持续降低，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已无太大增长空间；从近年来我国大中城市商业零售企业的物价走势看，彩电、电冰箱之类的工业消费品也有供应饱和趋势。尽管近年来在商品房和私人汽车的销售上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气象，但深层次的问题也许是更致命的。

由消费函数理论可知，要启动消费，关键在于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从目前来看，虽然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仍然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居民消费倾向偏低的问题更为突出。而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首先，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所造成的就业的不稳定性和失业的压力，与教育、医疗、住房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淡出，以及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短缺等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恶化了城镇居民对未来的收支预期，造成预防性储蓄迅速增加。而农民非农就业机会拓展困难，以及城市化的滞后和农民消费方式的凝固，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

其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降低了社会消费倾向。这是由于低收入阶层购买力低下，有效需求严重短缺；高收入阶层，因消费需求饱和，购买倾向下降；而中等收入阶层又因收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