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津冀梯度差问题的提出

“梯度”一词的本来含义是指事物在一定方向上呈现有规律的递增或递减的现象，它是描述事物在空间内不均匀分布状况的一个概念。人类社会是由多种复杂状态的梯度差构成的，世界万物的发展演变是各种梯度综合作用、梯度差不断产生和消失的过程。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于一定的发展梯度，较为发达地区属于高梯度地区，不发达地区属于低梯度地区，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梯度差。

既然差别有正负之分，梯度差也应该有正负之分。梯度差是正还是负，关键是从哪个角度去看。同样的差别，对于高梯度差地区是正梯度差，对于低梯度差地区就是负梯度差。比如京津的科技实力较强，与河北相比是正梯度差，而对于河北就是负梯度差；河北的土地资源丰富，与京津相比是正梯度差，而对于京津就是负梯度差。

京津冀地域相连、文化相近，同属一个经济区，共用使同一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共占同一区域资源和市场，是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区、工业区、港口区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在地理上堪称中国北部的黄金地带；在市场容量方面，京津冀经济区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性的大城市群，消费群体集中，拥有近1.2亿的消费人口，是全国市场容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因此，近年来京津的一些资金、技术和产业都出现了正加速向河北转移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背后是梯度差理论这一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表现为来自转移方（京津）内部推力和接受方（河北）外部拉力两大因素。前者包括缺乏足够的发展空间，劳动力工资和其他要素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土地、水电和各种服务成本的上涨，更加严格的劳动和就业环境保护法规、交通拥挤、环境和生活质量下降以及远离当地市场，等等；后者包括充足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供应，较低的要素供应和服务成本，地方政府的投资刺激政策、宽松的劳动和环境保护法规以及接近当地市场等。

对京津（转移方）来说，梯度转移虽然会降低自身竞争力，并减少当地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但却有利于自身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而对河北（接受方）来说，有选择地承接京津的梯度转移不仅会提高自身的发展水平，而且也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传递扩散机制，提高整个地区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首钢总公司落户河北，不但减少了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对北京的压力，而且为河北新增许多就业岗位，造就一批熟练的产业工人和经营管理人才，同时还为当地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理念，带动了服务业、运输业、教育和商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1]。

梯度差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把“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打造首都经济圈”上升到了国家战略，河北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把“加快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列为“四个一”战略重点之首。在此大背景下，研究京津冀梯度差问题，对充分发挥河北区位优势，加快河北发展，促进京津冀地区区域协调发展，壮大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009年3月，李长春同志到河北考察时指出：“河北要着力打造体制梯度差、政策梯度差、服务梯度差、综合环境梯度差，形成加快发展的新优势。”据此，本报告着重在这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二 京津冀梯度差的表现及影响

（一）体制梯度差

体制与制度有密切相关，制度是根本，是方向，体制是保持发展方向所采取的组织方式。概括来看，体制梯度差主要体现在经济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三个方面。

1.主要表现

（1）经济管理体制。

在管理重点方面。京津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特别是北京，已经走过了靠铺摊子、上项目支撑来推动发展的阶段，目前重点，一是明确城市定位，并依据城市定位做产业选择。北京就应该凸显其政治文化中心功能，让渡其经济功能，放弃、转移一部分第二产业，同时狠抓服务业上质量、上水平；天津则是唱响北方经济中心的概念。二是大力推进创新，以创新带动发展。北京把做创新典范作为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目标；天津则在滨海新区开发上做文章，大胆探索，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做各方面政策创新的“试验田”。三是争取中央更大的支持，特别是政策的支持，以获得更强的发展动力。京津人口密度大、地理空间小，所以更加注重在政策上寻求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