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遭遇了寒流。和深陷泥潭的一些西方国家相比，德国经济“一枝独秀”，受危机影响程度较低，企业国际竞争力依然表现强劲。学术界和企业界普遍持有一种观点，认为德国经济稳定性与中国经济良好表现有很强的关联性。2009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占全球制造业规模的19.08%。^[1]“中国制造”持续稳定的增长支撑和拉动了“德国制造”的出口。在中国制造的主机产品中，很多关键零部件（如汽车发动机）是由德国制造的。换言之，在全球价值链上，“中国主机”和“德国母机”已经形成了紧密的伙伴关系，竞争能力依存性和资源互补性非常强。因此，深度解析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的合作机制，对中国制造竞争力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尽管这种判断有“想当然”之嫌，但本报告坚持以此为基本立足点。

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德经济合作的主导逻辑是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以德国大众、西门子、巴斯夫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从市场培育起步，积极与中方企业开展合作，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作为德国跨国公司的合作伙伴，中方合作伙伴始终将“模仿”放在企业战略的核心地位。

总体来看，虽然模仿绩效会被低估，模仿者会受到嘲笑，但是模仿战略（imitation strategy）是企业提高绩效的一种强有力的机制，是产业升级和市场有序竞争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其成为战略管理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交叉点。其隐含假定是：未受保护的知识和技术会以一定的速度扩散、传播，对其进行模仿具有可能性。处在领导地位的企业必须从战略上重视后来企业的潜在威胁，为了防止自身利益受到伤害，领先企业通常会建立进入壁垒、流动壁垒及其他的隔离机制。^[2]尽管领先企业采取了必要的竞争举措，后来企业仍然能够运用模仿战略实现超越。例如，在日本电子行业领导企业的眼中，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是一个落后的盲目的模仿者，它所掌握的专业技术并不足以给日本企业带来威胁。但结果是，三星公司逐渐超越了它的日本竞争对手。^[3]

但是，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似乎更容易发生模仿创新，而在技术密集和服务专门化程度高的行业并非如此。研究发现的理由包括：①企业是一组属性（attribute）的组合，^[4]因此模仿创新比我们所设想的更为复杂。②企业家的理性是有限的（bounded rationality），模仿无法有系统的推进。③模仿是在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因果模糊性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其往往是局部性的，且易出错。

基于上述研究，理论研究指向了新假设：在许多情况下，不完全模仿（imperfect imitation）比完全模仿（perfect imitation）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还会提高模仿企业可能达到最大绩效的上限（performance frontier）。西蒙（Simon）认为，经济主体的实际行为与理性假设之间总是存在偏差，有限理性是导致不完全模仿发生的一个重要机制。^[5]

不完全模仿的成效取决于企业间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如果企业是同质的（homogeneous），模仿成效会受到限制。异质性是指企业所拥有的知识资源，^[6]尤其是企业能够创造或应用的“难以被他人模仿”的知识资源。^[7]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公司的异质性知识能够塑造环境，最起码也能为环境塑造做出部分贡献。Kogut与 Zander把知识资源区分为信息（information）与技术诀窍（know-how）。信息可以在不破坏完整性的情况下进行传递，它包含全部的细节及破译这些细节的规则。^[8]技术诀窍是一种逐渐累积的实践技能或专业技术，它能使一个人流畅地、有效率地完成某项工作，因为技术诀窍是逐渐积累得到的，它必须通过学习来获得。获得信息意味着知道一件事情的含义，而获得技术诀窍意味着知道如何做这件事。不完全模仿的魅力不是来自准确复制其他企业的属性和能力，而是来自在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企业尽其所能去进行模仿与复制的过程。

从中国企业视角看，如果从“器物”到“制度”全都学习西方，和西方一样，谈何中国特色及中国的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完全模仿能够更好地解释跨国并购现象。跨国并购创造了一个知识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两个企业的异质性很强，双方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展新知识，并进入新的产品市场。^[9]

三

现如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