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国务院批准出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10年）》（以下简称《纲要》），其中将广州明确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要求广州建成全省宜居城乡的“首善之区”以及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国际大都市。《纲要》将广州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对广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也为广州在新起点上实现新跨越提供了历史性机遇。^[1]不论是建设“幸福广州”还是“首善之区”都意味着人的需要将得到最大化满足、生存境遇获得最大改善，意味着城市能够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最优越的社会生活条件。而这一切在经济保障的基础上，更有赖于社会福利服务水平的发展与提高。广州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为广州社会服务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也提出了迫切要求。

首先，经济发展对社会服务的影响。按照国际社会发展经验，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社会将进入发展黄金期与矛盾凸显期，按此标准估计，广州早在1997年就已进入了该时期。广州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经济较活跃、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之一，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同时，要警惕“转型期陷阱”问题，部分群体可能由于社会资本或个人能力难以对抗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冲击，沦为弱势群体。他们处于社会中下阶层，一方面在经济上处于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状态；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或社会资源方面也缺乏相应的支持。而传统救济型福利，根本无法对偌大的社会需要做出全面回应及满足；缺乏个人能力建设的基本收入维持式现金补贴，也是绝大部分弱势群体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弱势状况甚至出现弱势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另外一些问题，如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教育、群体性事件、新老居民的融合，不一定是由社会转型所引起的，可能问题一直都存在，只是被原有体制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改革开放，上述问题得以呈现并日益严重化，因此提出了化解的迫切需要。^[2]当然经济发展在使社会矛盾凸显的同时，也为化解矛盾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十一五”期间广州经济发展实现了大跨越。全市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5%，2010年达到10604.48亿元，成为全国第三个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城市；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并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达到61%；“十一五”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0.9%和12.4%。^[3]经济的发展使广州市在培育社会组织、加强社会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获得了充分的财政保障。

其次，面对人们日益多元的需要，广州市政府按照“中心下移、立足基层”的思路积极推进社会管理服务体制改革，尝试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全能型政府”模式，在此模式下，政府控制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并在社会福利供给中处于绝对支配性地位。但随着群众需求的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现有的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服务提供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现实需要。从基层社区来看，主要表现为社区居委会行政工作过多，社区服务职能不明显，且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社会服务专业能力较弱。目前，广州社区居委会所承担的各职能部门工作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可细分为140多项，这使人们在谈及社区居委会工作时，通常会用“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来形容。街道也因为承担大量行政工作而显得人手不足，为解决下沉至社区的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街道及社区不得不雇用大量“吃财政饭”的聘用制人员。目前广州市属10区124条街道中，聘用人员数量多达2万余人，是在编人数的5倍以上。由此也导致了两个不容乐观的后果：一是政府行政成本逐年增加；二是这些聘用制人员通常不具备提供专业服务的能力，服务方式、方法较为简单，缺乏专业技巧，专业社会服务的提供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因此，要想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元需要，单纯依赖市场或政府的行政体系是不能够实现的，必须以社区为平台，培育和发展具有公益性和高度专业化的社会组织为群众提供高品质、个别化的专业服务。

为了对广州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有整体的了解，本报告从教育及人才建设、社会工作相关政策、服务机构、专业服务及评估的发展等方面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