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警惕单维度叙事逻辑与避免极端态度

199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21世纪之交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一书中预言，“信息时代”将带来全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巨大变革（Toffler，1990）。托夫勒的著作在20世纪末红极一时，迅速普及了在1950～1960年代滥觞的“信息社会”及“后工业社会”概念。以该书为代表的通俗版“信息社会”理论认为，“信息社会”将会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知识也将成为经济和军事力量之外最重要的权力核心，并将取代资本和劳动成为决定性生产要素。虽然这一观点夸大了知识的作用（D.Schiller，2007，p.6），但是，我们有必要强调，托夫勒的这部著作是有重要的国际地缘政治和知识社会学背景的。在他看来，虽然苏联共产主义已被打败，第三世界运动也被瓦解，但是，德国和日本正在崛起，并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而此时的美国则在经济和军事上成了“受伤的巨人”（1990，p.445），在随后的发展中可能会步履蹒跚。把握知识的权力，引领在农业和工业革命后的信息革命这一“第三次浪潮”，便成了美国在与欧洲和日本组成的“西方”资本主义权力三角关系中维持其主导地位的战略选择。虽然托夫勒无意强调他自己在桑德斯（Saunders）所说的“文化冷战”中扮演的冷战文化斗士的角色，但是，其著作正是他所突出的知识权力观的重要印证。事实上，托夫勒对自己在与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冷战中所起的作用不无得意。一个具体的事例就是，在《权力转移》的前言中，他大谈自己的《第三次浪潮》（Toffler，1980）是如何在中国和波兰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反响的。他说，虽然《第三次浪潮》最初在中国被指责为宣扬西方“精神污染”，不过，此书在1980年代却成为仅次于《邓小平文选》的第二大畅销书。

1996年，作为美国“超级符号经济”最成功的资本家，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自己的著作中欢呼基于互联网的“无摩擦资本主义”（friction free capitalism）的到来，从而将“信息社会”范式的乌托邦神话推到了顶峰（Gates，1996）。然而，2001年，“9·11”事件使美国军事力量中心五角大楼遭受重创，并使美国金融和信息资本主义中心的标志——纽约双子塔在烈火中轰然倒塌。这预示着，作为世界信息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帝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危机。2008年，华尔街的金融崩盘更是成了“所有危机中最大的危机”（Harvey，2010：6），并引发了由信息技术驱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内爆。曾几何时，“超级符号经济”的神话宣称，这一新型的虚拟经济形态不仅能超越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关系，甚至还可以超越实体经济中大自然法则的限制。然而，与之相悖的现实却是，人类社会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也使人们不得不聚焦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以及工业资本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对生态破坏的本质。2013年12月初，当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雾霾导致高速公路关闭和航班大范围延误时，中国超现代的信息公路和网络空间充斥着网民们对中国蛙跳式发展道路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的深刻反思。

总之，苏联的解体、“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后殖民国家在第三世界运动破产后都走上与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整合的过程，从长远看这不仅不能解决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还使危机进一步复杂化和深化。毫不奇怪，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政界、学界、媒体和大众对快速变化的全球权力关系和对未来全球秩序形态的广泛讨论。而长期热衷于“信息”、“网络社会”、“新经济”以及“媒体和全球化”范式的传播学者，也开始思考新的地缘政治经济和传播的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不断变动的全球权力结构，探索新的全球传播研究范式。这一议题既富有挑战性、紧迫性又极具吸引力，这也正是本文要探讨的主题。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分析不局限于“信息时代”的主题，也不受《权力转移》一书所定义的权力的形态、场域和逻辑所限。正如笔者参与组织的分别于2012年12月在北京和2013年6月在温哥华^[1]举办的“传播和全球权力转移”国际会议的征稿所言，这一议题的范围不仅涵盖了跨领域和多层面分析，包括政治经济学与政策分析、批判话语与文化分析以及技术与社会的背景化研究等，还囊括了对帝国、阶级、民族、种族和性别的分析视角，以及对主导知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