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传播在中国传播与媒介研究领域渐成显学，这与当前国际关系发展态势及中国国家诉求相符。随着美苏争霸的冷战局面结束，美国一家独大的国际关系体系渐近尾声，中国等金砖五国兴起带来了全球权力转移（沈丁立，2009；赵月枝，2013），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化景象日益获得反思，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也亟须寻找新的范式，以及与实践弥合的新空间。本文对“二战”之后涉及国际传播理论的主要学术研究进行梳理，探讨了其基本分类，随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二战”后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斗争脉络进行分析，将之分为三种范式，从而为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寻求新的道路。

一 国际传播理论的分类法

国际传播理论纷繁芜杂，其分类也各有说法。英国学者达雅·屠苏在《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一书中列出了10种理论流派：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结构帝国主义理论、霸权理论、批判理论、公共领域、国际传播文化视角、信息社会的理论、全球化语境、21世纪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中国学者关世杰在《国际传播学》一书中以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列出了数十种理论类型。此外，如李晓冬与洪浚浩的对谈（1997）、沈国麟与科林·斯帕克斯的对谈（2013）、周亭（2009）、郜书锴（2009）、卢嘉与史安斌（2013）等均对国际传播理论做了不同程度的分类和梳理，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国际传播理论的分类较为繁难，其原因在于两点：一是这些理论层次不一、范围广泛、跨越学科，呈现多元化的框架；二是作为知识的国际传播理论总是与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意识形态争论融合在一起，不免多有讳笔和遮蔽之处。

总体而言，主流的学术成果形成于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也包括印度、拉美和其他地区，主要涉及三个学科。

第一个是政治科学（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外交研究等）。从政治学和外交研究基础上开展的国际传播研究（Manheim，1984、1994；Tuch，1990；Wang，2006），通常以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为焦点，以国家形象、外交活动的效果和策略为焦点。

第二个与人类学渊源颇深，多表现为跨文化传播研究（Hall，1959；Hall & Whyte，1963；Scollon，1995；Bennett，1998），其特征为强调传播作为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的基本规律，对不同文化群体和民族国家的传播主体、语言与符号系统、文化障碍等进行分析。此类研究与前一类的区别在于脱离了政治活动的色彩，而且强调文化之间的交往。

第三个则是传播与媒介研究。有的学者侧重媒介的权力实效，思考国际传播的政治性，与政治学和外交学的国际传播研究交相映照。也有的学者侧重批判，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国际传播的权力关系与抗争进行比较（Schiller，1971；Lee，1980；Tussu，2006；Zhao，2008），包括媒介帝国主义、全球媒介产业的分布与运作、全球传播新秩序等。另有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文本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的流动进行解码，思考文本和受众解读的脉络化，以及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关系（Liebes & Katz，1990；Livingstone，2001；Edensor，2002）。

除了“纯粹”的国际传播理论之外，还有大量的理论成果并不单单着笔于国际传播，而是从宏观层面对国际关系与世界体系进行探索。即以“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而言，立足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总体性脉络，却对国际传播的理念与实践意义深远。

本文以传播与媒介研究领域内的国际传播理论为线索，兼及另外两个学科，同时更将相关的基础性理论纳入视野进行分析。本文选取葛兰西主义的视角对之进行观察。

二 葛兰西视角与文化领导权

本文借鉴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和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Hegemony，或译“霸权”）理论，将国际传播问题视作一个种种意识形态“角斗”和“争竞”的场域，有助于在其中辨析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差异与其达成的共识。之所以选择“文化领导权”而非“霸权”的译法，是为了区别于国际关系中常常使用的“帝国主义霸权”这样的政治性判定。

葛兰西对于文化领导权做了这样的阐释：“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