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社交网络等生活化、日常化，同时引发全球数据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进而使得数据信息本身资源性特征凸显。2012年2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大数据，大影响》，称信息数据本身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类别，如同货币或黄金。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研究报告称，2012年全球数字信息生产量是2837EB，其中美国占32%，西欧19%，中国13%，印度4%，世界其余国家和地区为32%。该报告还预计，2020年全球的数据增长量是2010年的50倍，而届时中国可能占有21%的份额。^[1]

大数据时代，人类行为的数字化痕迹形成了基于个体行为、组织机构、社会关系的巨量数据信息，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增长、聚集。2012年6月8日，美国白宫在其官方网站上正式发布“大数据研发计划”（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将大数据视为“未来的新石油”，并将对数据的占有和控制作为等同于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核心国家能力。2012年5月29日，联合国“全球脉动”（Global Pulse）计划发布《大数据开发：机遇与挑战》报告，阐述了大数据带来的机遇、主要挑战和大数据应用。同年7月10日，“全球脉动”发布《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数据政务白皮书，分析并号召各国政府利用大数据更好地服务和保护人民。白皮书还建议联合国成员国建立“脉动实验室”（Pulse Labs）网络，协同开发大数据的潜在价值。印度尼西亚和乌干达已各自在首都建立了实验室。量变未必导致质变，但是当大数据从热门话题、假设争辩晋升为商业行为甚至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时候，质变已不可避免，亟须深入思考和研究。

一 思维变革——大数据时代国际传播的战略制高点

世界范围内，要求重建合理、平衡的世界传媒新秩序的努力一直处于进行时。中国的崛起和新媒体的发展，成为引发重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呼声的主要动因。^[2]而今，大数据带来的信息与传播变革，为新秩序的构建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思考。“没有市场经济制度和法治体系作为基础支撑，大数据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在下一轮全球化竞争中的利器，而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被动依附的状态。整个世界可能被割裂为大数据时代、小数据时代和无数据时代。”^[3]局限于传统的媒体种类、渠道、受众的传播能力和影响力思维，无法善用甚至无法适应大数据时代的传播特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onberger）指出，大数据时代信息和传播的思维必须实现从随机样本到全体数据、从精确性到混杂性、从因果关系到相关关系的转变。^[4]

研究显示，到2030年，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有望使用到互联网，信息技术将成为拥有共同利益的团体保持联系、掌握最新情况、应对利益冲突的工具，能够利用网络联系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国际参与者将具备雄厚实力。是否能够生产与掌控战略知识和运用新媒体，将成为新的层级划分标准。大数据时代，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将不断增长，信息的产生、复制及在全世界传播的方式发生关键性改变，传统大众媒介模式的影响力将被削弱，传统媒体将被迫适应“公民新闻”，逐步转向利用社交网络、博客和互联网站点。^[5]

当前国际传播战略中的全媒体战略，多数仍局限于一种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即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6]这种“整合媒介形态和媒介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全新传播实践活动”^[7]，某种程度实现了“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纸媒、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之间的融合”，^[8]但距离“产生质变后形成一种新的传播形态”还相去甚远，更没有把传播精准性、关系性和信息全体性、混杂性纳入战略思考。

二 实践转向——大数据时代国际传播的战略突破

大数据时代的国际传播战略，要基于实现传播多环节的有机互动的全媒体和全产业链建设，即在同一个媒介主体内跨媒体整合，利用自身的内容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建立品牌集群。目前多数媒体部署的门户系统仅能解决传统内容采编和网友互动等部分功能，而大数据背景下的全媒体战略，需要具备跨媒体资源整合、多元化产品加工、全终端整合营销的能力，拥有全媒体门户、全文搜索引擎、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