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引发了中国社会领域的巨大变迁，这场变迁有政府推动的改革，也有社会成员主动推动的改革。在世界各地都在追寻中国模式的答案时，中国社会的多元主体力量参与社会改革，正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认同。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宏观发展与变迁，基层社区的大量改革是与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和社会需求的迫在眉睫密切相关的。如果从空间上，将宏观世界分解成一个个微观的世界，那么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分解成一个个社区的发展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社区是政府实现社会治理变革的重要平台，这个平台以多元主体的生成为鲜明特征，展示着与单一、单向的管理系统完全相异的新型社区治理框架，在社会治理变革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变迁都是一个过程，而且往往是相当漫长的过程。既然是过程，就必定是从一个稳定状态到另一个稳定状态的转变。

一 社会变迁与社区治理理念的变化

社区的发展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建设过程，既然是漫长的发展过程，在社区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可能有种种的不完美，但正是这种不完美，产生着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使得社区发展的过程得以进行下去。社区发展的逻辑与社区发展的历史构成黑格尔所谓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和有足够的实践去体悟这种逻辑和历史。社区治理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不断丰富了代表社区发展本质方向的核心要素：社区治理主体的扩展和专业能力的提升。换言之，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社会工作的开展，是社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逻辑产物。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既不仅仅由政府一方所为，也不是由社区工作者所替代，更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发展是全球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重要理念。

社区发展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制度变革和理念创新的过程。顺着社区治理变革的线索，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治理。社区管理体现的是谁来管理，为谁而管理的问题，如果社区管理仅仅是为了维持稳定和社会秩序来实现管理人员的意愿，那么社区管理只能停留在社区发展的低层次和低水平上。如果社区服务主要是根据人们的需求决定社区发展的重点事项，它仍然停留在日常事务的层次上。而社区治理是从社区中发现自我发展的力量，并由社区成员决定社区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最大的变化是治理主体关系的变化，由纵向的指令式发展模式转向横向参与式发展。通过社区治理变革，把社会发展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的要素纳入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强调了社会宏观秩序的建构，又强调了微观团结机制的建立，这样的治理理念更具进取性，其意义更具根本性。社会治理的方式由“替民做主”转向放手让社区居民自己做主，居民由被动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对象转为主动的社区治理主体，政府在社区发展中关注的重点对象从消极被动的物质扶贫，扩展到积极主动地服务贫困者，使单向的送服务转变为助民服务，实现从简单服务向专业服务转变，从政府或社区工作者的单一服务主体中发展出更多的服务主体。由社区治理理念所引发的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当然应该纳入社区发展的一揽子思考中，把问题变成社区居民共同的议题。笔者认为，每一个转变，哪怕是细微的推进，也是巨大的创新，对于社区的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我们都要给予积极的评价。表1显示了社区治理方式变革的基本特征。

表1 社区治理变革的基本特征

二 社区发展与社区价值的多元化

在中国讨论社区治理，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社区居委会的组织功能和性质定位。中国的社区居委会有自身的独特性，它既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治组织，又不是标准的政府行政机构，它承接了政府服务于社区居民的大量事务，是政府连接基层社区的重要节点和枢纽型组织，自治性和基层性的复合特性是社区居委会的独特特征，也是它的优势所在。我们很难从某个单一的社区组织规定性要求来界定中国社区居委会的性质。帮助社区居民开展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工作，协助政府提供基本的社区公共服务功能，既对上层政府负责，又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双重使命构成了中国社区居委会日常工作的主要任务。

根据社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