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作为我国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得到了明确与肯定，社区矫正制度将取代劳动教养制度成为我国重要的刑罚改革措施，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在我国刑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 行刑社会化和行刑轻型化的国际趋势

中国社会长期受重刑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信奉“恶有恶报”，行刑社会化和行刑轻型化一直在司法改革实践中难以突破和实践。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行刑社会化和刑罚轻型化已成为行刑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因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刑罚不管是严厉还是宽松，追究个人责任的根本目的无非是为了达到矫正犯罪人员、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效果。惩罚措施的人道主义特征是当前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联合国制定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囚徒待遇最低限度标准》等文件都试图在世界范围内主张这样一种理念：“我们不应将囚犯排斥到社会之外，而是应视他们为社会的重要组成成员，忽视了这些成员的存在，既不利于当前社会的发展，也不利于未来社会的稳定。”对犯罪人员的惩罚方式不能仅仅是进行镇压、防范、排斥的消极机制，而应该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方式，争取有益的社会效果。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在过去两百年间，刑罚的严峻性不断减弱，这是法律史学家所谙熟的现象。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笼统地视之为一种数量现象：更少的残忍，更少的痛苦，更多的仁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

更为人性化的惩罚措施逐渐替代传统的监狱刑罚方式，已成为国际刑罚界普遍讨论的问题，有人甚至从权力的象征意义来谈论监禁刑的非人道之处，监狱刑罚的问题并不在于监狱的环境是否太严酷或太令人窒息，太原始或太有章法，而在于它本身作为权力工具和载体的物质性。

事实上，监狱行刑方式隔离出了一个与主流文化相隔离的“亚文化”空间，服刑人员在这样的“亚文化”影响下，更容易为自己的犯罪行为寻找到正当性依据，并以反社会主流的期待为动力实施犯罪行为。而且，随着现代知识和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刑满释放人员很难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得令人满意的工作，不得不成为社会的负担。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就曾对长期服刑人员如何在服刑后重返社会问题进行过反思。

为了克服监狱行刑方式的弊端，1973年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州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的第一部《社区矫正法》，该法案确立了在全州范围实施社区矫正计划、推广社区矫正项目、对犯罪人执行刑罚和为犯罪人提供服务，以及资助县级地方政府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执行方式，对于矫正对象的选择是有条件的，主要是针对那些人身危险性较弱，再犯可能性较低的未成年犯、初犯、偶犯、轻微罪犯及表现良好的假释和缓刑犯。明尼苏达州在实行社区矫正法案后，发现社区矫正有助于犯罪人员重新回归社会，有效地完成罪犯再社会化进程，防止监狱内的交叉感染，并让犯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中发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降低了重新犯罪的概率；合理整合了司法、社会资源。降低了执法的成本，实现“监狱人”向“社会人”的转变。随后美国有28个州陆续推行社区矫正制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也已广泛使用此制度。据统计，2000年，加拿大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已高达79.76%；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美国等也都在70%以上；英国、日本超过50%；韩国和俄罗斯也分别为45.9%和44.48%。而我国目前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实践中，仍采用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制度，非监禁刑的适用率极低，只占17%左右。

当前中央政府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推行社区矫正工作，不仅是刑罚执行方式的改革，也是为了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有效举措。但在中国社会中从理念上破除人们的重刑主义观念、坦诚接纳那些在社区中的服刑人员，消除社会歧视和社会隔离对服刑人员的影响，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转变重刑主义的传统观念，为社区矫正创造基础和社会条件，这是我国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确定的重要改革措施。

社区矫正制度取代劳动教养制度，一方面是我国司法改革的进步和对人本主义思想的尊重与体现；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