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村改居社区，这些社区的居民以失去了土地和房屋的失地农民为主，这部分居民在向城市市民转变的过程中，和相关的群体之间都存在着利益关系。在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冲突是一直存在的，按照“博弈论”的观点，各种利益主体都在不断加强自身的影响力，同时又力图制约、削弱甚至对抗其他主体的影响力，以此为自身争取更多的资本和利益。

本文选取了W社区、S社区和Z社区三个昆明市村改居社区作为调查点，通过深入访谈探究这些社区的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为争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不同行为策略。从地理位置上讲，W社区位于昆明市的南部，S社区位于北部，Z社区位于中部。这三个社区在昆明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南部的W社区是最早失去土地的社区，村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成为失地农民，在后来20多年的变迁中经历了一个从落后到兴盛再到衰落的过程，该社区居民也代表了昆明市最早的失地农民群体；S社区代表了城市向北部扩张后，在近十年来生活有所改变的农民群体；Z社区是昆明市最早的城中村回迁社区，和该市的发展息息相关，城市的繁荣和改造，也让失地农民群体被动或主动地随之变迁和适应。

一 房屋拆迁安置过程中的理性表达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即每个人都有根据成本和收益做出行为选择的能力。理性人的选择和行为动机是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在获取最大利益的过程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学的各大流派中，冲突论和交换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其代表人物有马科思·韦伯和科尔曼。韦伯在研究了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后，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特点在于“理性的自由劳动组织形式和理性的资本运作方式”，他认为行动者有工具理性的抉择，工具理性就是行动者以实现自己当做成就所追求的、经过权衡的理性的目的；而行为理性主要是指行动者自觉地和纯粹地信仰某一特定行为固有的绝对价值。^[1]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科尔曼用理性选择范式研究传统的社会学问题，进一步将理性选择概括为“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2]，认为理性行动者通过权衡通常会采取他们认为的最优策略，以期用最少的付出赢取最大的收益。在研究失地农民个体行为和利益互动关系时，就必须将农民置于行动者决策的位置，经济理性选择便是本论文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对于失地农民来说，虽然他们是农民出身，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经济理性判别标准，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他们的这种“理性选择”及与之相对应的行动策略就明显地表现出来。

（一）在机遇中积极适应

农民失地，是城市化顺利推进的必然事件。随着国家征地补偿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了进一步保护。农民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失地所带来的切切实实的好处，甚至还会采取各种措施使这些好处增值。一份有关城镇化发展的调研报告显示，80%以上的受访农户表示愿意到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居住。^[3]这意味着在关乎自身利益的权衡中，农民还是愿意选择作为“失地农民”。因为出让土地会在短时间内获得相对高额的经济补偿，而若是仅仅依靠土地他们是不可能在几年之内甚至他们的有生之年内获得如此高额的经济利益的。正好碰上机会，谁又能轻易浪费呢？在K城郊区有这样的说法：“要想富，拆迁户。”可见城郊接合部的村民在短时间内闭上眼睛就成为“暴发户”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从这点来讲，在目前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有经济理性判别能力的村民多数也会选择失地、失房。

对于Z社区的年轻人来说，成为城市居民是很自然的事情，种田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对于“不愿意回归成农民”他们有自己的理性考虑。

年轻妈妈DHZ（女，25岁）说出了自己的实际情况：“现在比以前好过多了，真是如果有人给我块地，叫我去种，我估计我是不会（去种）的，因为我已经不会种田了，而且种田又辛苦。再说现在种地化肥价格高，种地又累，种出来的农作物也不值钱，好东西也种不出来，种点白菜、苦菜又不管（值）钱。即使现在的地更值钱，政府又不准你买卖，又不准盖房子，也相当于没有啊。你自己种点菜吃吃能吃得了多少啊？种了卖，你又不会发财的。所以倒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