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建设从一开始就遇到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如何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 社区治理困境与信息化时代来临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提供了历史性契机。

（一）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困境

所谓社区治理是指“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它体现为社区范围内的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社区共管模式。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参与，在多元权力之间职责分明而又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整合社区资源，满足居民需求，维护公共利益，推动社区发展”^[1]。相对于传统的社区管理而言，社区治理理念强调的是要将社区内各个利益主体和社区内外的各种资源都调动并整合起来，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共同满足社区居民的种种需求，实现社区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社区建设的目标就在于不断提高社区治理水平，逐渐走向“社区善治”。^[2]

然而，我国社区建设起步较晚，又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社区治理体制还没有理顺，致使社区建设在较低水平上徘徊不前，社区功能得不到应有发挥。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治理主体过于单一。我国社区制是由单位制演变而来的，政府行政力量在社区治理中一直处于支配甚至垄断地位，而市场、社会等其他主体发挥的作用很小，这导致了社区治理主体的单一性。在相当长时间内，社区居委会是作为国家行政力量的代表承担政府延伸到社区的大大小小的各种行政事务。从法律地位来看，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是带领居民实现自治的“头”，而非政府延伸到社区的“腿”。但实际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是在社区内社区居委会“一家独大”，社区居委会是社区最核心的组织机构，承担了大量行政性事务，甚至可以说是社区的权力中枢和象征，这就导致了社区居委会的功能错位和社区“行政化困境”。^[3]

第二，社区资源整合不足。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社区人”。为了实现对“社区人”的有效管理，整个社会的重心逐渐下移，社会资源配置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社区化趋势。^[4]然而，公安、司法、社保、卫生等各个不同部门的资源是相对分割的，社会资源下沉到社区以后也呈现为分散状态，需要在对其进行有效整合才能形成“合力”。同时，作为一个“地域性社会”，社区内部也蕴含着各种丰富的资源，但其往往是潜在的、容易被忽视的，有的是以社会资源的形态存在着，如驻区单位的各种资源、社区居民的各种社会资源；有的甚至是无形的、不易被觉察的，如社区内“隐藏”着大量掌握各种专业技能的“专家”“能人”等人力资源，以及社区历史、传统、习俗等各种文化资源。只有通过一定的体制、机制创新，这些潜在的资源才能得到开发和激活，变成现实的、可用的社区资源。^[5]可以说，社区并不缺乏资源，但是缺乏对资源进行有效承接和整合的平台。

第三，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参与机制欠缺。社区的本质是其“共同体”属性，社区建设就是要“通过创造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使社区成为一个‘生活共同体’；通过人与人的交往与沟通，形成祥和、团结、合作的社会环境，使社区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通过互助共济，构成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想与道德境界，提倡诚信友爱、奉献，使社区成为一个‘精神共同体’；通过强化社区团结、法律意识，构建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共同的精神追求，推动社区发展和社会协调发展，使社区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6]。有学者曾形象地说，社区建设的目标就是要“把物理空间上的比邻而居建设成为社会空间意义上的邻里关系”，“社区姓‘社’不姓‘区’，‘社’主要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7]。然而，当前我国社区建设面临的一个尴尬处境是政府自上而下的“任务”干得热火朝天，而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参与的渠道不多，这导致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归属感不强，社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只是一个行政管理或地域意义的概念，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