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市场和行政为主体的深港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深港合作正在由经济产业领域的合作向社会领域的合作扩展，正在由深圳制造业和香港服务业的合作向两地服务业之间的合作深化。

围绕上述领域，近年来深港合作的主线主要有两个：一是推进深港要素流动自由化，2009年深圳户籍居民赴港“一签多行”政策的实行是人员流动的重大突破；二是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以下简称“前海”）的设立是最重要的举措。

此外，深港在重点区域开发的合作、口岸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方面有所推进，在教育、医疗领域等具体项目上的合作也有所突破。深港政府之间每年一度的合作会议如期举行，并签署了多项协议。

展望未来，深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产业结构的调整，两地居民工作和生活需求的增长，均将对深港合作提出新要求。深港合作不仅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也将进入新阶段，客观上需要推进深港合作的创新与突破。

一 深港合作的发展现状

要素流动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既是深港合作的主要内容，也是深港合作的前提基础。2012～2013年，深港要素流动的水平进一步提升，深圳居民赴港更加便利，香港对深圳的投资规模继续增长，CEPA对粤港（深港）合作事务做出了特殊安排，前海深港服务业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深港服务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推进，深港政府在多个领域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深港合作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一）深港要素流动自由化的发展

人员、货物、资金、信息构成要素流动的主体。近年来深港货物流动已经基本实现自由化，资金流动正在逐步有效放开，信息流动除局部管治外，生活和商业信息基本实现了自由流动。上述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具有全国统一性，并非深港之间的特殊安排。深港要素流动自由化的突出表现：一是人员流动方面，深圳户籍居民赴港“一签多行”政策的放开；二是资金流动方面，香港仍是深圳实际利用外资的最大来源地。

1.深港要素流动的最大亮点是人员流动的放开

在人员自由流动方面，香港居民进入内地基本放开，自2003年实施“自由行”之后，内地居民赴港有限度地放开。近年来深港人员流动的最大亮点，是2009年实行的深圳户籍居民赴港“一签多行”^[1]政策。这一政策便利了深圳居民赴港，大幅度提升了深圳居民赴港的概率。香港《大公报》援引广东口岸部门的数据，2010年持该类签注赴港旅客月均突破50万人，较2009年增长近60%，2010年1～10月持该类签注赴港客流总量已突破780万人^[2]。2010年以后抵港旅客总人次增幅较大，其中从陆路抵港的旅客人次较之以前大体上升了一个百分点，由于持“一签多行”签注者大都通过陆路抵港，因此可以判断增加的旅客人次中有较大比例为深圳户籍居民。2012年，通过深港六个陆路口岸抵港和离港的旅客人次合计为1.98亿人次，平均每天进出深港的客流人次为54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总人口在流动。其中通过陆路离港的香港居民为6859万人次，往返则为1.37亿人次。减去香港居民，每年通过陆路进出香港的内地居民大约为6000万人次，每天大约16万人次，其中深圳户籍居民应该占有相当比例。2007～2013年从陆路抵港的旅客人次如表1所示。

表1 2007～2013年从陆路抵港的旅客人次

便利和密切的深港人员流动，正在构建一个共同的生产生活空间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加深了彼此思维理念、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的了解。除了商务活动外，生活消费活动日益频繁，深圳居民赴港购物消费成为一种常态，涉及从奢侈品到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餐饮、文化、旅游等的消费。初步估计，深圳居民每年在香港的消费额在100亿～200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由于内地与香港居民存在生活方式和文化认知上的差异，加上香港接待空间和承载力有限，大量内地旅客涌港也对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导致了彼此之间的摩擦。鉴于此，近年来内地赴港“自由行”城市的数量没有增加，原计划于2012年实行的非深圳户籍就业和在读人员“一签多行”政策紧急叫停，香港政府发布“限奶令”，禁止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等，内地与香港的人员流动政策有收紧之势。这一趋势甚至波及深圳户籍居民“一签多行”政策，在2013年“两会”上，是否取消“一签多行”成为热议的话题，更有香港立法会议员明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