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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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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科学家路径

    作者:冯宋彻 冯宁宁 出版时间:2014年07月
    摘要:

    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要取得成就,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科学家要通过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自然科学发展史传播辩证唯物主义;杰出科学家的感人事迹生动地向大众传播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大众热爱祖国的崇高感情;自然科学家与哲学家要结成联盟,传播马克思主义,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一 科学家一般自发地遵循唯物主义或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有多种路径,科学家的传播路径是一条重要的有独特作用的路径。广义的科学家是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两大类。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达到一定水平或标准,或者取得某种成果或成绩,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某种程度的贡献,受到相关领域或公众的肯定,可称之为科学家。

    狭义的科学家就是指自然科学家,凡能够称为科学家的均是在所在领域踏实肯干的人,比如英国物理学家牛顿、美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中国农学家袁隆平等。这些科学家钟情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坚持不懈,直至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所指的科学家是自然科学家。

    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是辩证统一的,其统一性在于它们都是研究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的统一的客观世界,这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出发点的统一性和共同性。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要取得一些成就,最基础的条件是从实际出发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应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不少自然科学工作者,虽然他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说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但他们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其中的原因是他们取得成就的部分是自发地遵循唯物主义或辩证法,即使他们矢口否认这一点,但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如果他们不从实际出发是不会取得任何成就的。

    任何科学家,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配下进行工作,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家有着重要的影响。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它能帮助科学家认识自然的本质,避免在认识过程中走入歧途,浪费不必要的精力和时间。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支配下,自然科学家依靠自发的唯物主义虽然也能做出重大的科学贡献,但容易走不必要的弯路,甚至陷入不可知论、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从而阻碍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功,会走更多弯路,特别在对成果做高度的哲学概括时,容易得到唯心主义的结论。在科学史上,这方面的史料是很多的,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的形成就是生动的事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X射线、电子和放射现象等物理学的新发现宣告了把原子看作是构成万物的、不可再分的“原初物质”思想的破产。一些受形而上学思想束缚的自然科学家惊恐万状,唯心主义者乘机喧嚷“物质消灭了”。

    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提出了新原子论的基本思想,表明分子、原子等具体的物质形态不过是物质无限发展序列中的一个阶段、层次、关节点。在这个关节点上,具体的物质具有自己的质的确定性。超出了这个关节点,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就转化为另一种物质形态,由此构成了物质的无限层次结构。根本不存在某种万物都由它构成,都统一于它的“原初物质”。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物质无限可分性原理的基本内容。在新的条件下,列宁深刻地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科学地规定了哲学的物质范畴,重申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无限可分性原理。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证明了列宁思想的正确性。

    形而上学物理学家们在碰壁两次之后,并没有彻底放弃寻找自然界的“原初物质”的奢望。在原子核被破坏之后,他们又把比原子核小的微观粒子称为基本粒子。正当人们沉浸在这种似乎为最终胜利的喜悦之中的时候,毛泽东则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多次谈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问题。

    毛泽东很欣赏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他称坂田昌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还引用《庄子·天下篇》里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来阐述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观点。由于毛泽东对坂田昌一文章的重视,该文的中文编译者组织人做了一批注释,并替《红旗》编辑部起草了按语,将译文、注释一起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6期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理论刊物上发表一篇外国物理学家的自然科学论文是从来没有的。《红旗》杂志上的这篇按语,是根据毛泽东几次谈话精神写的,许多是毛泽东的原话,说明了毛泽东为什么重视坂田昌一的这篇文章。

    毛泽东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来自物理学家,反过来又影响这批物理学家去认真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20世纪6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和G.茨威格各自独立提出了中子、质子这一类强子是由更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