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学传播模型的民主化演变

早在近代科学发轫之际，科学宗师们就认识到科学传播的重要性。例如，培根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一般来说，科学传播的实践，经历了从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到公众理解科学模型到公众参与科学（Public Engagement of Science）的发展^[1]。学者用不同的名称归纳了对科学传播模式的演变，如刘华杰将之归纳为中心广播型、缺失模型和民主模型^[2]，但总体而言，大多数学者都同意科学传播模式的发展是从以科学界为中心的单向信息流动发展到以对话和民主参与为特征的民主形式。

在传统的缺失模型下，科学传播被等同于科普，即科学界面向公众的普及科学的行为，这一模式强调的是单向的信息流动，科学界和科学家往往被置于较高的地位。科学知识及其创造者高高在上，是科学知识权力的掌握者^[3]。实际上，缺失模型更多是由其批评者总结出来的，多数科学家和科学传播工作者并不赞同这一模型是对其传播工作的概括^[4]。

公众理解科学模型是对传统的缺失模型的延伸，重点强调公众除了要了解基本科学知识外，还需要理解和体味科学方法。相比于传统的科普，公众理解科学更多地强调公众是科学传播过程中的主体，但这一主体并不具有颠覆科学家权威性的地位，在公众理解科学模型下，始于公众一端的信息更多的是对科学的发问。

英国皇家学会1985年出版的《公众理解科学》手册对这种科学传播类型进行了全面总结^[5]。Burns等人进一步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模式给出了定义：“使用恰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和对话来引发人们对科学的下述一种或多种反应——意识、愉悦、兴趣、形成观点以及理解。”^[6]

在此基础上，学术界进一步发展出贯彻民主精神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旨在强调科学传播是一系列提升公民参与科技政策的活动^[7]。这种模型认为，在科学发展问题上，公众与科学家具有同等的资历参与决策，科学的发展需要通过与公民的对话来取得合法性^[8]。这一模型强调一种外行也可以成为专家的模式（Layman Expert Model），并认为，科学（界）作为民主社会的一员，即便在科学问题上，并不比其他知识（人群）具有更高的发言权，因为科学问题总是关乎社会的^[9]。

迄今为止，公众参与模型在科学传播理论界取得了最为广泛的共鸣。而这种共鸣正是基于西方社会近几十年来围绕着科学的争议不断涌现，转基因、核电、生殖医学、胚胎干细胞等敏感领域受到了公众普遍抵制的现状而形成的。在现实的压力和理论的推动下，西方社会发展出科学对话、科学听证会以及公民共识会议^[10]等多种旨在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将公众意见融入科学决策的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公民参与科学进程的活动也伴随着公众参与的民主治理模式的发展。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北欧和西欧国家，科学议题成为各种鼓励公众参与的活动的主题^[11]。

然而，公众参与科学进展这一科学传播模式也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一些科学传播实践者指出，过度集中于对话可能忽视把对话基于坚实证据之上。以转基因为例，抵制转基因的环保组织和公众要求科学界提供证据，证明转基因绝对无害，而科学界的主流则认为，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经过批准的转基因作物不会比传统作物有更大的风险，而要求证明转基因绝对和永远无害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任何作物和食品可以被证明是永远无害的。

在理论层面，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尽管强调公众学习科学知识的缺失模型被普遍放弃，但知识仍然在公众对科学的态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传统的缺失模型不同，在公众了解科学的过程中，环境与情景发挥了重要作用^[12]。

科学传播的实践者和部分学者对公众参与模型的反思，部分上是由于科学传播的民主性的发展，已经对科学传播的专业性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强大的对话压力和媒体质询下，科学界在一些争议问题上坚守科学自身的专业性原则——依赖可观测证据、同行评议、可观察、可重复实验等——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多经过严谨科学论证的结论，在激烈对话中显得声音微弱。

在中国，一方面，近年来不断爆发的围绕着与科学议题相关的各种争议，包括转基因、核电发展、水电建设、垃圾焚烧、疫苗接种、PX化工厂建设等，也在实质上体现了科学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