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毛泽东

“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

——邓小平

“科学是无尽的前沿；当合理地滋育它时，科学还是无尽的资源。”

——万尼沃·布什

一 意识形态的理论溯源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就曾写道：“没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概念获得该领域理论家们的普遍认同……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种意识形态理论”。^[1]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也曾指出：“对任何一位社会科学的追随者来说，浸泡在‘意识形态’这一冰冷而混浊的文献之水里，都是一次触目惊心、令人失望的经历。在社会科学的众多概念中，很少有概念像它这样激发了堆积如山的评论，却促成了如此微量的知识积累。”^[2]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尽力梳理出一条大致清晰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史。

（一）早期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困境

一般认为，现代意识形态学说的理论雏形，可以追溯到培根的“假象说”（-idols）。^[3]我们知道，“意识形态”对应的英文单词是Ideology。从词根上讲，它可追溯到培根使用的拉丁文“Idola”。在培根笔下，该词指与他所推崇的科学相对的幻象、假象、偏见等。培根认为，由于人性本身的假象和错误概念劫持了其理解力，困扰着人的心灵，人类才无法达到科学真理的殿堂。他列出了四种“困扰人们心灵的假象”：一是“种族假象”，它受到一般人性或意志和各种情绪的浸淫而产生；二是“洞穴假象”，由于每个人所固有的独特本性及其所受教育和习惯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是置身于自己的洞穴去观察外部世界；三是“市场假象”，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人们在交往时不可避免地会词不达意，进而导致彼此之间的误读和误解；四是“剧场假象”，由于传统具有权威性和教条性，人们极易对其形成盲目认可。^[4]可以说，“四假象说”的提出，为此后的意识形态理论奠定了基础。

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意识形态”的概念，用以指涉“一种新的观念科学”。作为一个感觉主义者，特拉西认为，人的感觉是一切准确观念的基石，换言之，一切观念都可以还原为最为直接的感觉，而宗教意识和来自其他权威的知识（如形而上学），则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它们理应被拒绝。相较而言，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它能通过从思想回溯感觉的方法，摒弃形而上学的谬误，成为人类一切知识走向科学的根本保证。在《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这位作家写道：“意识形态就是动物学的一部分，在人的智力中，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值得深入开发；只要通过对观念、感觉的仔细分析，就能像动物学家研究动物标本那样探究人类思维，排除错误思想和偏见。”^[5]显然，特拉西与培根正好相反，对他而言，意识形态不是假象和偏见的代名词，而是构成知识和科学的同义语。

然而，拿破仑上台执政后，“意识形态”最终被定性为“一种危险的政治情绪”。我们知道，特拉西深信“意识形态”这一观念科学在社会、政治、教育等方面能产生巨大影响，他甚至试图设计一种国民教育制度，把法国改造成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不过，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特拉西和其他意识形态理论家逐渐与现实政治实践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也渐渐发展成为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学说，这渐渐构成了对世俗权威的挑战。为维护其独裁统治，拿破仑最终把特拉西等意识形态理论家认定为企图削弱其政治权威并在人们头脑里改造世界的人。他指出，“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会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不幸的灾难。”^[6]就这样，“意识形态”开始由特拉西式“观念科学”这一中性称谓，转变为“危险的政治情绪”这一贬义语。

可以说，培根和托拉西开辟的关于“意识形态”学说的两条路径，为19世纪及此后的思想家们一直延续。它们并行不悖、时有交织地发展着。培根的“四假象说”对此后的理论产生了两方面影响：就其内容而言，意识形态由各种非理性的情感性因素组成，恰好构成科学的对立面；从来源上讲，意识形态虽然与人性、人的感觉和情感的不正确有关，但主要还是基于外部因素而形成。托拉西建立“意识形态”科学的宏伟计划，则基于彻底简单化的感觉主义立场，并不具备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