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执政以来，英国联合政府在总体继承前工党政府对非政策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政党理念、非洲国家的发展变化和国际环境的演变，对其在非洲的政策做出了相应调整。英国对非政策在实际运作层面表现出基础与重点兼顾、多领域全面配合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巩固和维护了英国在非洲的安全、经济利益和传统影响力，其发展趋势较为稳定。同时，新时期的英国对非政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在非洲利益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一 从新工党政府到联合政府：对非政策的继承与调整

1997～2010年新工党政府的对非政策具有特殊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深刻影响了21世纪前十年的英非关系，是当今联合政府调整对非政策的基础。从新工党政府到联合政府，二者的对非政策仍然是有机联系的整体。

（一）新工党政府对非政策的特点与内容

新工党对非政策受其“理性国际主义”的“道义”理念影响（另见本文后述），在与现实结合中形成重点与全面兼顾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1.外交政策中非洲的特殊性——英国的“道义外交”高地

自20世纪80年代到冷战结束后90年代上半期的多数时间内，由于国际环境变化和非洲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遇到重重问题，西方国家对非政策多呈消极应对或避免介入态势。其间，英国对非政策的重点是维护其在非经济利益，以及配合美国等西方大国对非洲的民主化改造。随着90年代下半期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非洲国家局势逐步趋稳并将政策目标转向经济发展，西方国家开始适当关注非洲，其方式是在民主化改造基础上进一步将非洲纳入西方的人权或价值观外交范畴，并使其成为西方大国主导“全球公共产品”的平台。1997年执政的新工党政府恰逢其时，其对非政策基调亦与西方潮流保持一致。所不同的是，新工党政府比其前任保守党政府和其他西方大国更突出对非外交的“道义性”，且有突破性措施：工党政府在执政伊始即成立主管国际发展事务的“国际发展部”（DFID）。其与其前身最大的不同是：在对非洲事务方面，该部职能既专事发展问题，也负责英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事务，外交与联邦事务部（FCO）则沦为配角。国际发展部明确宣示非洲在其工作议程中居于最优先地位，这意味着英国对非外交的首要内容是发展问题，而国际发展部是英国对非道义外交的首要执行部门。

从政策层面看，非洲在新工党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呈现矛盾性：一方面，非洲一般很难被直接列入英国外交的优先议程；另一方面，道义外交下的布莱尔首相等领导人又经常强调非洲问题。从外交议题排序看，从1997年布莱尔阐述外交政策的“五项原则”到2003年英国发布的“战略白皮书”，英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议题基本上一致，即首先是欧洲和美国，然后依次是俄罗斯、中国、日本和印度等，非洲不在其列（只是提到环境、发展和恐怖主义等可能涉及非洲的全球性问题）。然而，同样在这份皮书中，英国认为未来十年非洲将成为仅次于中东地区的重要地区，并关注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明确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再联系“9·11”事件后布莱尔提醒“非洲是世界良心的伤疤”，呼吁“用世界的力量进行治疗”；随后成立“非洲委员会”以及通过欧洲和非加太合作机制、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等平台推动国际关注非洲发展等，都说明非洲也是英国外交的重要部分。透过矛盾，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非洲在新工党政府对外政策中具有并行于常规外交排序的独特地位，这一地位主要体现在道义层面，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软实力外交，但对巩固和维护英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至关重要。因此，将非洲在新工党政府外交中的地位简单归结为是否优先的判断有失妥当。简言之，非洲只是布莱尔政府道义外交的优先议题或象征。这也能合理解释国际发展部独立行使对非外交职能的原因。布莱尔对非道义政策的目的，一是塑造和强化英国的全球性软实力；二是巩固和维护英国在非利益和传统影响力；三是获取英国在非洲的资源和贸易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道义外交是布莱尔政府对非政策的灵魂或核心。

2.以发展援助、干预和多边平台为支柱

（1）将发展问题作为对非政策的基础性内容。

传统上，英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基本上是“捐助”与“被捐助”的关系，新工党政府时期亦不例外。从执行层面看，由于国际发展部的宗旨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减少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