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TICAD） （以下简称“东京会议”）每5年举行一次，2013年召开了第五届。2013年对于日本和非洲间的合作来说，是特别的一年。从第一届东京会议召开至今20余年来，除了和平构筑、社会发展以外，东京会议主要强调通过贸易和投资促进非洲发展的经济合作。本文在回顾东京会议进程的同时，将阐述第五届东京会议召开后日本对非经济合作的战略。

一 日本对非洲政策回顾

（一）东京会议进程

自1993年10月第一届东京会议召开以来，该会议进程成为日本对非政策的主要框架。与贸易和投资相比，日本的对非经济合作主要采取援助的方式。^[1]1993年也是日本成为第一大援助国的一年。为了表明把以亚洲为中心的发展援助政策纳入与第一援助国相符的世界整体发展援助事业中的意愿，日本在东京会议上针对已经成为全球课题的非洲问题做出了承诺。^[2]东京会议召开之初的基本理念是，对于非洲发展，日本提供“可以认真地进行政策对话的场所”^[3]（引自第一届东京会议细川护熙首相的基调演说），和尝试把“亚洲成功案例的发展经验”^[4]（东京会议成果文件《东京宣言》）应用到非洲。日本政府也称，在冷战结束后，日本清楚非洲各国存在的经济困难，非洲国家关心的脆弱性等问题，以及强烈的被边缘化的危机感，因而积极地安排了会议的召开。另外，日本坦率地承认非洲问题的态度越来越明显，从这些看来，可以说这个会议是在绝好的时机召开的。^[5]日本给人留下了作为全球第一大援助国在非洲在积极开展各种活动的印象。在东京会议会后发布的《东京宣言》中，以及在之后的东京会议上，都提及了作为基本价值的非洲主体性和为了发展的伙伴关系，同时也提倡大力推进南南合作。

在第一届东京会议召开5年后的1998年，第二届东京会议以“减少贫困和使非洲融入全球经济中”为基本主题。在社会发展（教育、保健和人口、贫困群体援助等）、经济发展（私营部门、工业和农业发展、对外债务问题等）、发展基础（“善治”、冲突预防和冲突后发展）三大领域，制定了明确记述的包括数值目标在内的优先政策和行动的《东京行动计划》。继第一届之后，第二届东京会议提出了在非洲发展问题上需要非洲各国“自主努力”（主体性）以及和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第二届东京会议共有80个国家、40个国际机构和22家非政府组织（NGO）参加，其中包括15名非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6]他们与日本首相和政府官员举办了众多会谈，与第一届东京会议相比，第二届的政治平台功能有所提升。^[7]

之后，于2003年召开的第三届东京会议吸引了更多的参与者，是当时日本“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国际会议”。^[8]在第三届东京会议上，日本表明了以“以人为本的发展”“通过经济发展减少贫困”“加强和平”为三大支柱的对非援助方针。其中，由于以人为本的发展的提倡，使得之后出台的人类安全概念也被纳入东京会议中，而人类安全概念是日本援助政策的中心概念之一。此外，会议的主题虽然通常主要着眼于对人类发展、社会发展的援助，但是此次会议提出了以经济发展为支柱的理念。这是因为当时非洲正处在能源和矿物资源出口被牵制，同时经济发展开始加速的背景下。^[9]

2008年召开的第四届东京会议，成为日本对非政策转变的契机。第四届东京会议把援助方针的第一支柱从以往的人类发展和社会发展转变为加速经济发展，较之第三届把经济发展推向了更高层面。^[10]第四届东京会议还把官民合作体制纳入了援助政策中。由于非洲经济发展迅速，就如成果文件《横滨宣言》^[11]的副标题“走向充满活力的非洲”一样，日本从非洲的潜力中看到了希望，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开发以及促进贸易投资的援助项目被纳入了承诺内容。

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日元贷款被广泛应用于日本的政府发展援助（ODA）。虽然受非洲债务累积问题的限制，在2005年召开的第31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达成了免除非洲债务的协议，限制非洲发展的债务累积问题被解决，长期以来成为瓶颈的债务问题的解决，打开了在非洲活用有偿资金合作的局面。^[12]而在八国集团峰会之前于2005年6月发表的非洲开发银行的融资合作办法，即“为了非洲私营部门发展的共同倡议”（EP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