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提出了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改革和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明确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核心的改革方向，更加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贯彻落实中央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五位一体”制度设计和创新，本文结合广州实际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一 广州改革的主要历程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凭借政策先机、地缘优势、人口红利和全球化进程等，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改革发展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的起步（1978～1984年）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指引，改革从农村起步，逐渐向城市推进。主要的改革有：一是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取消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推行土地由农户家庭承包、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户责任制。二是改革价格体系，率先在全国放开鱼塘价格，开展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1984年经芳村试点后在全国率先放开了蔬菜价格，1985年率先在全国放开生猪价格，主要农副产品价格改革均创全国先河。三是改革商品流通体制，实行“三多一少”^[1]改革，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竞相发展。1979年首次开办“三资”企业，1984年利用外资居全国沿海城市首位，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格局。

（二）第二阶段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综合改革试点（1984～1991年底）

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广州开始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1984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沿海港口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是以“放”为主^[2]，主要的改革有：一是放开价格，开放市场。在放开农副产品价格的同时，1984年所有日用工业品价格全部放开，1986年高档日用工业品凭票证供应的历史结束，1992年粮油价格全面放开，逐步形成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体系。二是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从1983年和1984年起，广州先后执行国务院规定的第一步利改税和第二步利改税方案；1987年以后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年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完成利改税，在企业内部开始劳动用工、产品定价、机构设置等管理制度改革，并对部分企业进行股份制试验。三是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制定《广州市发展私营企业的若干规定》，放宽个体户雇工数量和经营范围的界限，允许农副产品长途贩运和批量经营；调整和改革集体经济，率先兴办“三资”企业，个体经济快速发展，私营经济应运而生，所有制结构和形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成分竞相发展。四是改革财政、金融体制。开辟了用活社会资金的渠道，采取集资、入股等多种形式用活社会资源；探索以电养电、以水养水、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等方式；1986年广州成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发展专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银行间的资金拆借、外汇调剂等金融市场。五是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先后从促进工贸结合、开展多种形式的灵活贸易、扩大贸易渠道、下放部分经营权和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等方面进行体制改革；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1984年成立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7年年初在东方宾馆设立“广州市外经服务一条街”，首创让来穗投资的外商在一个屋檐底下就能办妥全部手续；鼓励发展“三来一补”^[3]；1990年广东省、广州市分别确定南沙为重点对外开放区域和经济型开发区。

（三）第三阶段是推进综合配套，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1992～2001年）

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为标志，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广州作为全国第二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开拓创新，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要的改革有：一是初步建立以商品市场为核心，要素市场相配套，统一开放、相互联系、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劳动力、技术、期货、信息、房地产、产权等市场全面推进，发展以中介机构为主的社会服务体系。二是以商品贸易、资本贸易和劳务贸易为重点，初步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