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

近年来，“逃离北上广”现象引发各界关注。这种现象传递的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大量外来从业人员撤离到外地落脚寻找发展机会。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生活成本高。近年来中国房价猛涨，北上广更是中国城市高房价的“重灾区”，再加上这些地方子女教育成本高昂，外来从业人员没有可观的收入或者是家庭的大力支持，要想在北上广安家落户和体面生存，难度之大已经异乎寻常。二是工作压力大。北上广发展机会多，但是作为中心城市也集聚了大量的精英人才，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与挑战。同时，由于城市太大，外来人员居住地大多远离工作地点，工作出行成本太高，早上天未亮出门，晚上天黑回家，上下班路途奔波，身心疲惫。三是城市排斥。由于北上广严控城市人口规模，对外来人口入户采取排斥政策，要想获得北上广户口，对于绝大多数外来人员而言基本不可能。没有本地户口意味着要想在本地购房购车得比本地人难度更大，没有本地户口，将来子女升学也会面临诸多障碍。

在这样的背景下，逃离北上广现象事实上传递的是外来从业人员在一线城市生活工作不堪重负和遭遇城市管理歧视，由于看不到未来希望和缺乏归属感与安全感，所以选择撤离北上广到外地寻找发展机会。

但是，外来从业人员中的不同群体，在逃离北上广问题上，是否都持有相同的意愿？本文根据相关调查，^[1]对北上广外来人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的现状及其城市迁移意愿进行了分析。探讨外来人员中的不同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活与工作状况，以期为城市化推进提供启示。

二 北上广农民工状况

（一）农民工结构

北上广是我国最重要的特大城市，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其城市影响辐射全国。从地理位置来看，北上广则分别是我国华北、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重要地区的核心城市，引领三个地区的发展。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北上广被调查农民工来源呈现出典型的地缘特征：北京被调查农民工流出地位居前三位的是河北、河南和山东，集中在华北地区，占全部被调查农民工的46.6%；上海是安徽、江苏和河南，集中在长三角地区，合计为55.9%；广州则为本省、湖南及广西，集中在华南及中南地区，合计达到56.3%。从这一结果来看，流进北上广的农民工主要来自三座城市的周边地区（见表1）。

表1 北上广被调查农民工主要来源省份

图1 北上广被调查农民工年龄状况

从被调查农民工的年龄来看，北上广农民工年龄主要集中在19～33岁，以“80后”“90后”为主，占被调查总体的81.27%（见图1）。事实上，正如许多调查和媒体报道的那样，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外出务工动因由生存型转向生活型；二是身份认同从农民身份向工人和市民身份转变；三是发展取向从关注工资待遇向更多关注自身发展和前途转变；四是维权意识从被动接受向追求权利平等转变；五是职业选择从苦脏累工种向体面工种转变。^[2]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表现出很强的融入城市生活工作的意愿，并付诸了行动。

在学历方面，北上广被调查农民工学历主要以初中文化水平为主（见图2）。和上海、广州相比，北京被调查农民工的学历水平要高一些，其中大专学历的比例为24.7%，而上海、广州分别是12.6%和14.7%。可能的原因是北京高校云集，来北京求学的外地农村学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的情况更为普遍。^[3]但是，总体来看，北上广被调查农民工的学历水平还是不高，这导致农民工的就业领域不能得到拓展，大多数挤在初级劳动力市场中，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职业流动空间有限。

图2 北上广被调查农民工年龄状况

（二）家庭状况

图3 北上广被调查农民工婚姻状况

图4 北上广被调查已婚农民工夫妻同居情况

从被调查农民工家庭生活情况来看，未婚的人数占55.6%，已婚的占43.6%，离婚的占0.8%（见图3）。在已婚农民工中，夫妻生活在一起的，比例最高的城市是北京，超过八成；相对最低的广州，不到七成（见图4）。在被调查的已婚的农民工群体中，约有89%生育子女，其中生育1～2个子女的占93%。这些子女年龄多分布在3～9岁，且留在农村的略多于在父母身边的。从孩子生活所在地来看，第一个孩子在农村的占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