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服务业FDI技术效应作用机理：基于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世界经济结构逐步变化，全球产业结构逐渐向服务业偏移，特别是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来，服务业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超过制造业，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与增长最快的部门。全球经济服务化与“软化”趋势明显，服务经济向世界各国扩散。同时，对外直接投资（FDI）重点也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FDI占世界FDI的份额已由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50%增加到近期的70%左右，说明服务业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承载体。

众所周知，当前广东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时期，在国内外环境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继续过度依赖制造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然是行不通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进程，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尤其是在规模扩张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无疑是广东经济转型、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关键。

在Fuchs（1965）提出服务经济生产率的概念之初，似乎并未引起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而且传统观点普遍认为服务部门相比其他生产部门具有更低的生产率（Baumol，1967）。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地位日渐提高，国内外学者才开始真正关注服务业的生产率问题（Thurow，1989；Gouyette & Perelman，1997；程大中，2003；蒋萍、谷彬，2009；刘兴凯、张诚，2010；王恕立、胡宗彪，2012）。这些研究的目的都放在如何促进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上。可见，促进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是一个十分棘手且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价值的课题。在影响服务业生产率提升的诸要素中，外商直接投资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国内外学者逐渐开始关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问题。Markusen（1989）研究发现中间服务业FDI自由化提高了利用其作为中间投入的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率，从而有利于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经济福利的增加。Miroudout（2006）研究结论认为包括FDI在内的服务自由化可促进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流，对于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王艾敏（2008）针对河南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对新型服务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对技术效率的提升表征出来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总体上看，由于数据可获得性以及长期以来对于制造业FDI的偏向性关注，国内外学术界似乎忽略了对服务业FDI的研究，使得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一直滞后于国际直接投资当前大举流入服务业的实践，系统分析服务业FDI技术效应的研究成果更是少见。

服务业FDI的技术效应是服务业跨国公司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在东道国设立分公司或者子公司，这些分公司和子公司在东道国生产经营过程中不自觉产生技术外溢，并被东道国服务企业消化吸收，从而对东道国服务业技术进步产生作用的过程。服务业FDI技术效应的发挥涉及服务业技术供方、服务业技术受方以及服务业FDI技术外溢途径三个方面。具有先进生产技术水平以及高生产效率的服务业跨国公司是服务业的技术供方，在服务业FDI的技术效应中扮演技术溢出角色；具有较低生产技术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东道国服务企业是服务业的技术受方，在服务业FDI的技术效应中扮演技术吸收角色；服务业FDI的技术外溢途径是联系服务业技术供方和服务业技术受方之间技术扩散和转移的桥梁与纽带，具体包括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流动效应。服务业技术供方、服务业技术受方以及服务业FDI技术外溢途径是服务业FDI技术效应发挥作用的基本要素与必要条件，在服务业FDI技术效应的发挥过程中缺一不可。

服务业FDI技术效应发挥作用的充分条件是服务业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服务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势差。技术势差是由服务业FDI企业与东道国服务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引起的，技术差距是影响FDI技术效应的重要因素（Kokko，1994；Kokko et al，1996）。技术势差与服务业FDI技术效应的强弱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线性关系。服务业FDI企业与东道国服务企业之间过大的技术势差将不利于东道国服务企业学习与吸收服务业FDI的技术外溢，而服务业FDI企业与东道国服务企业之间过小的技术势差则使东道国服务企业难以获得充分的服务业生产与经营实用技术。只有服务业FDI企业与东道国服务企业之间的技术势差处于东道国服务企业“既有机会学习，又有能力学习”的合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