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的加工制造环节，依赖低成本优势和欧美市场需求引力而迅速发展起来。但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资源（土地和原材料）稀缺与环境治理的压力逐渐增大，外向型企业赖以发展的比较优势被不断削弱，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低端制造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减少，对于中国外向型企业更是雪上加霜。大量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可能经历一个长期低迷时期，中国依靠要素驱动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

面对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急剧变化的世界经济形势，传统外向型企业面临的发展路径无外乎三种选择（毛蕴诗、吴瑶，2009）：一是维持现状；二是产业转移，即把生产基地转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继续利用低成本优势获取利润；三是转型升级，除了产品升级换代以提高附加价值外，更重要的是企业的业务向价值链两端延伸，即从生产制造向上游的研发与设计和下游的销售与品牌延伸。比较这三种路径，维持现状是不可取的，在成本上扬的同时，外部需求不足引致价格下跌，从两端不断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最终可能导致企业破产；产业转移属于一种过渡性的策略，这是因为产业转移主要是利用区位成本差异继续从事传统业务，并未改变企业低端制造的角色，而这一分工角色的固化将使企业无法实现价值链攀升而提高附加价值。因此，转型升级成为企业转变发展模式，寻求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转型升级是企业成功地从劳动密集型的低价值经济领域迈向高价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的过程（Gereffi，1999；Poon，2004）。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因素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的资本与人力资源的积累、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企业家精神的开拓，还包括企业之间合作与竞争、市场环境建设和政府推动等外部力量的支持（Hsu and Chiang，2001；Forbes and Wield，2002；Horng and Chen，2008；Brandt and Thun，2010；Simona and Axele，2012；刘志彪，2005；毛蕴诗、吴瑶，2009；杨桂菊，2010）。从全球价值链理论来看，Gereffi 等（2003，2005）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更多地依赖于参与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得更多的学习潜力，从而获得转型升级的机会；Humphrey和Schmitz（2000，2002）通过对产业集群升级的不同方式的研究，指出嵌入全球价值链使得制造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前提是这些制造企业可以在人力和设备方面进行相应的投资）。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价值链上得到学习和技术提升机会的同时，也受制于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因而企业往往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俘获”和“压榨”（刘志彪，2011），甚至长期被“锁定”于低端环节。低端“锁定”的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和分工组织的日益模块化，生产制造环节的技术日益标准化，大多数最终产品制造企业并不需要掌握核心技术，也无需生产关键零部件，仅从事外围零部件生产和成品组装即可；而且，模块化使加工组装企业与上下游环节之间的信息交流变少，减少了获得技术溢出的机会，不利于其开展产品研发；同时，价值链分工使得加工组装企业无缘接触终端消费市场，无法了解消费者偏好，难以创出自有品牌。低端“锁定”的另一个机制是较低且相对稳定的利润易使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和能力。由于不从事研发和营销，制造商承担的市场风险很小，利润虽然微薄却相对稳定，企业缺乏强大的资金实力投入研发设计、人力资本积累和品牌营销，将逐渐丧失创新的热情和动力。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扮演加工制造角色的企业不仅欠缺价值链攀升的机会和能力，而且可能会逐渐丧失这种意愿，自甘被固化在价值链的低端，不愿去冒升级转型的风险。

不过，常常被人们忽略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大多数外向型企业除了嵌入全球价值链之外，其实是在多种价值链环境中进行运作和经营的。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GVC以外的国家和区域的价值链。刘志彪等（2009）提出，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体系和治理结构。康志勇（2009）从国内制度层面的因素出发，认为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