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首次将这一概念引入学术界。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片面追求人均收入及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生产力没有同比例地提升，便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进入这一阶段后，一方面其较高的生产成本无法与劳动密集型的低收入国家竞争，另一方面又无法与高生产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了两难境地，其经济发展在工业化层面出现停滞或衰退的现象。

这是20世纪贯穿发展中经济体工业化进程的典型问题。对于一个较为落后的经济体而言，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比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显然要容易得多。以进口替代为基础的工业化虽然也能取得一定的经济发展成果，却是以低科技含量、低劳动力素质为代价的。然而，要达到高国民收入，就必须增强劳动力的技能，这就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源素质、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开展国家项目时更强的社会凝聚力。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Indermit Gill）和霍米·拉斯（Homi Kharas）在2007年首次讨论了中等收入经济体渐失经济发展动力的问题。他们分析了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并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成功跃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新加坡、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然而，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许多拉美国家却饱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人均收入徘徊不前，难以突破。2011年，拉斯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深化，试图更准确地定义“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并提出克服这一陷阱的措施。世界银行的皮埃尔·阿根诺（Pierre Agenor）及高级顾问、副行长奥塔维亚诺·卡努托（Otaviano Canuto）进一步研究了该理论，强调生产力及公共政策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主要是在微观经济层面进行的，对其他经济领域关注较少。但事实上，其他经济领域也无疑会影响到一国的整体经济水平。

对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进行考察后，我们会发现，拉丁美洲地区是受此陷阱困扰最严重的地区，正如伊娃·保斯（Eva Paus）所强调的那样：“当今，许多拉美国家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在标准化产品方面，它们无力与低工资国家相竞争；另一方面，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与服务方面，它们也无法与高科技国家相抗衡。究其原因，是因为许多拉美国家政府从未制定过相应的产业政策，也未创造相应的制度环境，来推动本国高科技产业及其他经济领域取得飞跃性的进步。”

一 巴西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对1960～2012年巴西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其GDP及人均GDP进行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其有三个时期的特征十分明显：1960～1980年，经济高速增长；1980～2002年，经济停滞；2002～2012年，人均收入恢复性增长。

（一）1960～2012年GDP与人均收入状况

1960～1980年，巴西政府致力于建设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早在之前的30年里（1930～1960年），巴西经济已经走出了1929年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从面向出口市场的经济向进口驱动型的内生性经济转变。

在此期间，以生产资料（钢铁、石油、电力、大宗化学品）及耐用消费品（轿车、电子技术、电器用具）为基础的工业化进程十分明显。

尽管在此期间巴西的经济波动较大，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分别经历了原材料危机与两次石油危机，但巴西经济仍然保持着7.54%的年均增长率，生产资料及耐用消费品领域的工业化进展迅速，使巴西经济走向整合化与复杂化。

1980～2002年，巴西经济经历了一系列内外冲击，人均收入几乎停滞。在这一时期，巴西GDP的年均增长率为2.39%，与其人口增长率十分接近，因此，在这22年期间，巴西的人均收入仅增长了4.5%。从外部冲击的角度来分析，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美国1980～1983年货币政策变动、1982年墨西哥国际金融市场冻结、1987～1988年外债延期偿付的影响，以及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一系列金融危机的影响，巴西经济出现了外债危机。

从内部冲击的角度来分析，1982～1985年巴西政治危机导致其军事统治的垮台，1980～1999年巴西政府的财政危机，1986～1994年的恶性通货膨胀，1990～2002年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带来的政策调整等，都是这一时期巴西经济受到的内部冲击。

2002～2012年，巴西经济的各项指标都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