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危机”，这是2014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美国经济学家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对金砖国家经济现状的描述。鲁比尼列出了这些经济发展源泉正在枯竭的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强调必须抛开国家资本主义，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结构改革，提高生产力。生产力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创新，而这“比增强资源活力和对技术进行复制或还原要难得多”，投资新技术、刺激私有经济增长和进一步开放经济十分有必要^[1]。

的确，金砖国家2013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与前年相比都有所下降，且低于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2]。金砖国家要调整经济以更好地鼓励内生创新并非易事，商品超循环的终结、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等都使缺乏创新的后果更加明显。金砖国家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调整经济结构来推动创新，这不仅仅是推断和遵循欧美各国和亚洲先进国家发展模式的问题。创新的根源以及政府在鼓励创新中扮演的角色自19世纪中期起便成为学术界讨论的话题，进入20世纪后几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文献专门探讨如何应对不同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不同挑战。本报告旨在介绍这些文献的思想来源，讨论评估创新能力的现有理论及方法，检测其对金砖国家的适用度，以及如何用其将金砖国家的案例与其他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想要用寥寥数页讲清这些问题存在一定难度，因此本报告在一个宽泛、宏观的理论性讨论和微观的数据性分析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分割。

一 创新及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回顾

经济思想历史学家及当代的创新理论家们，都将提出国家在鼓励产业发展中扮演角色的早期经济模型追溯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早于德裔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3]。作为使用“国家体系”这一名词的第一人，李斯特赞同汉密尔顿对“幼稚产业保护”的倡导，以此为方法帮助德国经济赶超英国。传统的经济观点认为个体或公司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李斯特则阐述了以国家作为主角和分析单位的经济会是何种景象，认为经济政策应当最大限度地让公民受益。^[3]受到由李斯特思想发展出的历史经济学派的影响，21世纪澳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传统模型提出了进一步修正：认为创新应当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催化剂，而不是“看不见的手”在有效地主导经济活动。^[4]

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些基础思想被几位理论家重新解释并赋予了生机，用来解释世界经济发生的变化，包括“二战”后西欧的恢复，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发展等。为了试图解释创新对市场的影响以及创新本身的基础，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伦德瓦尔（Bengt-Ake Lundvall）、比约恩·约翰逊（Bjorn Johnson）在熊彼特强调企业家作用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5]伦德瓦尔及其导师弗里曼发展了一个创新框架，一个包括企业、机构和市场的交互过程，进而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的概念，将其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后来的10年中，伦德瓦尔与约翰逊合作发展出“学习型经济”（Learning Economy）的思想^[6]。同时，跨国公司海外研究与开发的发展使得关于研究与开发国际化及其对地方经济影响的相关文献增多。^[7]这也使人们对创新的认识更加丰富，因为在熊彼特对创新的解读中，这种使商品适于发展中市场的产品开发和本地化不能算作前沿的技术变革。^[6]

这一刚刚萌芽的研究领域分为若干流派和分支，其最初的主干是讨论在国家或行业水平上对创新进行评估是否有用，创新或学习是否是认识发展中国家技术推广的最佳途径，对创新能力的评定方法哪个更有效^[8]。最近，对世界经济及产业的数据获取日益便利，催生了更多的创新定量分析，其中包括由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3全球创新指数》强调发挥地方活力在国家创新中的重要性，还包括了新的度量标准，例如H指数和收录专利数等，以更好地对创新质量进行评估、测定。^[9]

根据读者目的的不同，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各自的优势。普拉萨德·雷迪（Prasada Reddy）对金砖国家其中四国的创新进行了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