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涉及重大决策的公民参与，如各种听证会、座谈会、咨询会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如异地务工人员的待遇，能否做到“市民化”，包括子女入学、申请保障房、参加社保、参与人大、政协乃至社区管理（居委会）等；治安防控，如跨区域打击犯罪活动、流动人口的管理等；环境治理，如珠江流域、大气等综合治理的协作；社会保障的转移机制，如外来人员社保的异地转移接续和享受当地服务问题；社会组织的发展，如降低成立门槛，政府职能转移，采购服务，进入社区，发挥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放在城市群的背景下必然提出新的挑战，而珠三角倡导一体化以来，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应该为全国率先探路。

一 珠三角城市群社会治理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先行一步，外向型经济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其社会治理工作也在不断进步。

首先，社会治理理念发生了明显转变。如佛山在大部制改革中对“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模式的追求，把许多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广州在增城大敦村“6·11”事件后，高度重视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把重视做好外来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深圳放低入户门槛，积极改变非户籍人口多过户籍人口现象。

其次，在就业服务体系、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工作取得新的发展。至2009年12月底，参加企业失业、医疗、养老、工伤和生育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809.2万、3351.5万、1224.1万、2118.3万和1335.9万，分别占全省的79.33%、73.36%、82.18%、86.89%和84.21%。^[1]珠三角地区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进程，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逐步完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全面加强，卫生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展，成功举办2010年广州亚运会和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人口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

最后，珠三角城市群已呈现较明显的“广州—香港”两极拉动态势，并已经形成由深港都市区、广佛都市区和珠澳都市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格局^[2]。随着珠三角都市区内部一体化和外向扩展的发展，珠三角城市群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度明显增强。目前，珠三角一体化在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经济圈层面取得显著进展，在互免汽车年票、互免通信长途费和漫游费、社保医保互认、小孩入学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探索。

二 珠三角城市群社会治理面临的障碍

由于珠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发展战略不同，给城市之间的协调以及城市群的社会治理带来很多制约因素，阻碍了区域及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机融合。目前珠三角城市群社会治理面临的障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合作机制不健全

珠三角城市群内的城市间联系不紧，区域内的城市各自为政。各个城市的土地、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城市建设和经济规划缺乏相互间的密切联系，城市之间诸如文化、科技、教育等软资源也处于割裂状态。治安防控的警务协作机制没有建立，如跨区域的打击犯罪活动、流动人口的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此外，社会保障的转移机制还不完善，如外来人员社保的异地转移、香港退休人士在珠三角的居住和享受当地服务等问题。这些因素阻碍了珠三角城市群战略平台功能的发挥。

（二）城市定位相近，没有形成合理的多层级城市群体系

珠三角城市群本身应是一个一体化的整合体，其内部可分为不同的层级，从而形成多层次的城市群体系。城市群内不同的层级，具有不同的城市功能。珠三角城市群虽然具有明显的分层级特征，但不同层级没有合理定位，结果是大城市不大、中等城市不强、小城市不小。各自的角色不明，都想当中心，都想成为一个封闭的小系统，使得城市群内角色混乱，经济无序化，加剧了城市之间的无序竞争，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无法整合。

（三）产业同构问题严重

城市群内城市发展的目标大体相似，产业结构雷同，导致整个区域内资源浪费。虽然近年来珠三角产业的相似程度正逐年下降，与此对应的是珠三角的产业分工程度越来越高，但是速度较小，效果不明显。1998～2007年，“深莞惠”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