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州“村改居”进程和管理模式

（一）“村改居”进程

为适应城市化发展和城区范围不断扩大的需要，广州加快“城中村”改制和“村改居”步伐。2002年5月，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城中村”改制工作的若干意见》（穗办〔2002〕17号），部署当时的138个“城中村”改制工作，将改制的“城中村”村民农业户口全部变更为居民户口，实现“农转居”；撤销“城中村”的村委会建制和农村管理体制，取而代之的是建立社区居委会的自治组织，“村改居”工作不断推进。

为积极稳妥解决“农转居”和“村改居”进程中的问题与矛盾，2008年5月，广州市出台了《关于完善“农转居”和“城中村”改造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穗办〔2008〕10号），对“农转居”和“城中村”改造涉及的土地征收、土地和房屋确权、社区配套建设、集体经济发展、“农转居”人员户籍管理、就业、社保和“城中村”改造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在上述政策的支撑和推动下，广州市“村改居”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目前广州“村改居”的数量为153条行政村，包括138条“城中村”和萝岗区的15个改制村，涉及包括越秀、白云、天河、黄埔、海珠、荔湾、萝岗等区51个街。

为进一步推进“村改居”工作，广州市当前在花都区、南沙区、增城市等进行“村改居”工作试点。

（二）转制社区管理模式及特征

目前，广州各区形成三种“村改居”社区管理模式。一是以社区居委会为服务管理主体、经济联社配合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人员不交叉任职。二是以经济联社为服务管理主体、社区居委会配合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人员不交叉任职。三是政府主导，由党委下派干部任社区党组织负责人，统一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社区居委会和经济联社分工负责的运作模式，班子成员大部分实现交叉任职。

这三种管理模式都保留着“城中村”管理体制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集体经济组织（经济联社和经济社）运作模式基本不变；二是集体经济组织仍然要承担大部分社区公共设施和公共管理费用，不同程度地参与社区的社会管理和服务。

“村改居”转制社区的现行管理模式和运行特征，使得“村改居”进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甚至仍存在原有的农村管理的色彩，如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转制社区”的管理服务中仍充当着较为重要的角色。公共服务、“农转居”人员的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的配套等仍未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这就使得广州“村改居”“农转居”改制工作仍然遗留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新型城市化工作的全面推进和展开，这些问题日益凸显，影响新型城市化发展目标的实现，继续推进和完善“村改居”管理体制综合改革以及解决“村改居”“农转居”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二 广州“村改居”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民对“转居”愿望不强

课题组人员深入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萝岗区的“农转居”人员中与之进行深入访谈，绝大多数“农转居”人员对推进“村改居”“农转居”的愿望不强，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农转居”人员担心，赖以生存的农地被征用了，自己的再就业能力不强，集体经济分红较少，早期的征地补偿款又较低，对以后的生活和经济收入来源表示担忧。第二，虽然政府出台了“农转居”人员的社会保障政策，但由于自身经济能力和集体经济薄弱的原因，多数“农转居”人员参与了较低档的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以后每个月的社保收入和就医报销比例偏低，如果出现重大疾病，可能会出现看不起病的现象。第三，“村改居”后，村民转为城市居民，计划生育的优惠没有了，需要一段时间进行适应和接受。第四，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物业确权颁证等都需要“农转居”人员和集体经济组织支付一定比例的资金，对于集体经济落后转制村、经济条件不好的“农转居”人员，落实政策的难度较大。第五，一些“农转居”人员，特别是城区范围内“农转居”人员，担心在物业财产确权颁证的过程中，超过标准部分的物业得不到承认。颁发产权证书还需要缴纳物业所在土地性质变更的费用及相关手续费，物业转让还要补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笔数额较大的支出，甚至会使他们的物业财产受到损失。

（二）“农转居”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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