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处于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传统的资源投入依赖型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约束正在加剧。在此阶段，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的创新，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城市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主战场。城市集中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精髓，随着城市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功能的提升，将加速人才、资金和技术等创新资源向城市的集聚，为成果的扩散创造广阔市场，并加速科学、技术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发展。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创建过程中，城市创新具有关键性作用。

德国学者李斯特强调，创造财富的生产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同理，创新能力比创新行为本身更具有价值，它是决定创新成败的核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对城市创新能力进行科学分析与评价，不仅能够描述有关城市创新能力现状，而且能够监测和诊断城市创新能力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将为城市政府制定创新能力发展规划、进行政策研究，对现状、未来做出评价从而进行科学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一 创新理论研究综述

如今，人类进入“人人皆言创新”的时代，“创新”已经成为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用语。

尽管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年）中，讨论了“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问题，但是，他主要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创新”作为一个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概念却是近百年之事。1912年，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率先提出创新的基本概念和思想，讨论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熊彼特被认为是当现代创新理论的开创者。后来，熊彼特相继在《经济周期》（1939年）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3年）中对创新理论进一步阐述并加以补充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有关创新的理论框架。不过，由于熊彼特侧重于构建创新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主要论证创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要作用，而对创新过程本身的关注较少，这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自熊彼特以来，创新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创新的研究之中，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Robert Solow）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索洛，1956、1957），验证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例如，索洛利用美国1909～1949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分析发现，资本和劳动的贡献不到20%。他认为，剩余的贡献（80%以上）来自技术进步，被称为“索洛剩余”。当然，索洛模型缺点是把技术进步当作外生变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在1961年出版的《1790～1860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将创新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研究了制度和技术创新及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在此框架下，他分析认为由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美国的北部、西部和南部三部分连成一体，这使各个地区得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弗里曼（Chris Freeman）1974年出版的《工业创新经济学》，对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重大产业创新实践进行了梳理，并研究了创新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创新政策。1987年，弗里曼对日本经济奇迹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学术界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在1997年出版的《工业创新经济学》（第三版）中，弗里曼补充了创新的宏观经济学内容，还增加了有关国家创新系统、项目评估与创新等方面的内容。

演化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纳尔森（Richard R. Nelson）和温特（Sidney G. Winter）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的关于人类行为与组织的理论，借用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基于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等核心概念，开创了一个具有变革意义的分析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视角。1993年，纳尔森综合考量了有关创新的各类构成要素，从演化的角度研究了国家创新系统。

2005年，法格伯阁（Fagerberg）和纳尔森（Nelson）等主编的《牛津创新手册》，尝试“将不同学科联合在一起进行建设性对话”。该书会集了几十年来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