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慧城市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从不同维度提出了若干不同的见解。国外学者研究偏向于智慧城市发展的逻辑框架、发展因素和维度，而国内学者偏向于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的研究。这使得我们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应用上都存在不完整、片面和不合理性。其弊端体现在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缺乏内在的逻辑架构，发展要素和维度的解释力有待提高。因而要注意智慧城市发展要素、维度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对发展要素作静态和动态分析，注意发展要素的政策性、地域性和时效性。然后对各要素进行逻辑整合，做出预设和判断，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的逻辑架构。

一 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的层次

从纵向层次来看，智慧城市发展模式分为国家、区域和市域3个层次。所以智慧城市发展模式的选择和确定，既要参照国际成熟的一般经验和规范，更要从国家、区域和市域特点出发，充分考虑到各自发展的差异性、多样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区域或社区，不同的主体都会在发展目标的指引下去践行不同的智慧城市发展模式，或将模式情境化。

（一）国家层面

不同的国家在智慧城市发展模式上存在差异。经济、文化、资源、社会规范、制度等方面的不同对智慧城市的国际实践有影响。智慧城市建设战略规划则从智慧城市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通过对智慧城市未来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和准确预测，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内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同时对智慧城市结构、功能、区域发展进行合理的安排和布局，调控和引导智慧城市建设朝着有序、包容、健康的方向发展。智慧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智慧城市群功能和定位的错开，促进智慧城市之间的协同合作，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和恶意竞争，谋求共赢。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规划制度创新是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关键。国家层面的智慧城市建设行动计划是智慧城市建设战略规划的初步实施和社会实践。前者是纲，后者是目。智慧城市建设行动计划是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和专项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路线图、任务、进度表以及重大攻关项目和发展政策。行动计划有利于加强对智慧城市建设过程的宏观调控。国家层面的智慧城市建设的可操作性制度框架包括：智慧城市建设的管理体制（比如行政体制、决策机制、实施机制、参与机制和监督、评价机制等）、政策法律法规等。这就需要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国家层面的智慧城市发展制度规范，使得智慧城市建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树立智慧城市建设制度规范的权威性，有利于提升智慧城市建设绩效、避免资源浪费。

（二）区域层面

区域智慧城市发展模式，就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鲜明特色的智慧城市管理和运行机制。目前世界上形成了三大区域智慧城市发展模式：以美国、巴西为代表的美洲模式；以英国、法国、德国、芬兰、意大利等国为代表的欧盟模式；以韩国、马来西亚、日本等为代表的亚洲模式。美洲模式以市民为中心，致力于城市治理、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和增长。美国杜比克是经济危机促进转型的智慧城市的典型案例。20世纪80年代随着木材加工业的衰退，这个6万人的城市通过使用信息通信技术，优化和运营市民和城市管理资源，从而演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枢纽，成为美国城市经济转型最快的一个城市。它有着多元化的劳动力以及水、能源和建筑物维系的当地产业。欧盟模式从总体上讲是总分模式，强调欧盟委员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统筹规划作用，同时发挥各欧盟成员国的自主能动性。经济增长是欧盟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动因。欧盟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相关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交通及能源管理等领域进行了多项成功的实践并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亚洲模式强调政府牵引和主导地位，普遍以基础设施为着力点，拉动与智慧城市相关的信息化产业发展。韩国在部署宽带基础设施方面大幅度领先，这催生了城市新发展。继“数字城市”之后，韩国推出“u-城市”举措。从2004年起，韩国信息及通信部（MIC）在构建最新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智慧城市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就目前我国区域智慧城市发展状况而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湾三大智慧城市圈“形体日见丰满”，已成为带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