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提出“丝绸之路”的称谓，学界认为，一般丝绸之路有绿洲之路（从中国西北出发，途经河西地区、塔里木盆地，再至西亚、小亚细亚等地，或南下欧亚各地）、草原之路（则为从黄河流域以北通往蒙古高原，经西伯利亚草原，直达咸海、里海、黑海沿岸，以及西部的东欧地域）和海上丝路（从中国沿海地域出发，经今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等，最后抵达红海、地中海和非洲东海岸）三大干线。本文所论述的则是中国陆路上的西北丝绸之路（部分涉及草原之路），它从陕西西安出发，在中国境内经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在长达千年过程中，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群，为达到交流、交易的目的，又会不断地互相适应、互相影响，各自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去影响对方，结果是人类的视野不断扩大，精神不断开放，文化不断积累，因而丝绸之路在学者们的眼中也成为一条海纳百川，沟通东西，探究不尽的‘文化运河’”^[1]。中国当代西部作家以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理空间为切入点，浅层次者以游记方式、人文地理的写作笔法，呈现丝绸之路上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深层次者则以种种文化镜像来表现凝结在这条东西方文明之路上的深刻生命体验和文化思考。

一 勾勒长安：万里丝路的起点

公元前2世纪西汉王朝开启丝绸之路，及至大唐时期日渐鼎盛，汉唐长安的都市繁荣相当大一部分表现在集市上。汉有九市，唐时减少到了七市，但是大唐东西两市的规模还是非常宏大的。东市在万年县（隋大兴县）辖地内，西市在长安县辖地内，所领四万余户。而商贾多趋于西市，这些商旅能够到达的地方，货物也就随之而来。在聚集到长安的琳琅满目的货物之中，丝织品最为繁盛。丝绸乃我国专有，历来有素、缁、绸、缟、锦、绣之别称。《诗·唐风·葛生》里载：“角兮粲兮，锦衾烂兮。”言下之意是华美角枕，盖着艳丽的锦被。据考证唐时在长安的丝行就分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帛行、丝锦彩帛行、总绵丝织行等类别，而把丝织品从长安运往域外，就是我们所讲的丝绸之路了。唐代丝绸之精美令人难以想象；所谓“越罗冷薄金泥重”^[2]是形容丝绸薄细的质地。“越绯衫上有红霞”^[3]描绘的是丝绸的色彩。“蜀烟飞重锦，峡雨溅轻容”^[4]描绘的则是丝绸的纹样。

精美的丝绸为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公元6～7世纪，大唐长安西市几乎包容了当时世界上最流通的所有商品。据陕西作家王蓬在《从长安到罗马：汉唐丝绸之路全程探行纪实》里描述：“各种满载货物的驼队车辆川流不息，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商人摩肩接踵，店铺林立，商幡招展，货物堆积如山。”^[5]其中丝绸色泽多样，“仅是红色，便有水红、绛红、猩红、银红、狸红、深红、浅红之别；黄色，又有淡黄、青黄、鹅黄、菊黄、金黄之异。至于图案，则有花卉、飞鸟、奔马、灵芝、牡丹……数不胜数，让人眼花缭乱，让人无法不喜爱”^[6]。

长安丝绸业的繁荣盛况，致使但凡写丝路的中国西部作家尤重突出丝绸和蚕的意象，和谷在其《西出长安望葱岭》里着意勾勒了一笔：“所谓的丝绸古道，自然与养蚕缫丝有关系，与我们先民的穿衣密不可分。《诗经》中的‘女执懿筐’、‘爰求柔桑’、‘载玄载黄’、‘为公子裳’，唱的就是养蚕织帛的情景。春秋时就有丝织品出口，汉朝的丝绸恐怕是创汇的拳头项目，是经西域运往波斯、罗马的。这条道儿，渐渐成了中外闻名的丝绸之路。”^[7]在这些西部作家的丰富想象下，丝路就是长安这只春蚕吐出悠远的丝，丝路所涉及的广阔版图像就像是一片片桑叶，无论凋敝或是再生，人们咀嚼着的是绵密不绝的物质和精神营养。

不仅万里丝路起长安，而且多国商人贸易、中西各种艺术融合也发生在长安。《新唐书·礼乐志》载：“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乐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8]自古音乐与舞蹈不可分，当西域音乐传入中土，外来舞蹈也随之俱来。中国古代舞蹈的种类和名目极多，显然是受了西域的胡旋、胡腾等的影响。不唯如此，胡食、胡服、胡乐